《哈利波特與國際關係》一書基本內容，圍繞大眾文化與國際政治的互動展開，並提出一個「雙重表達」理論。作者認為在現實生活觀察到的國際政治、新聞報道、政策報告等，都屬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表達」，以直接表現國際政治的「事實」；而大眾文化如電影、小說等，則屬於「第二重表達」，即對現實世界的再創作。
探討「全球在地化」
傳統國際關係專注研究「第一重表達」，但其實「第二重表達」跟現實國際政治的互動同樣影響深遠。它們的互動有4種模式：一）大眾文化與國際政治的因果聯繫、二）大眾文化的數據價值、三）大眾文化反映事實的「鏡像效應」、四）大眾文化的「建構效應」。這些「表達」、「效應」一類名詞，自然讓人感覺抽離，但只要具體看看每一章的方法論，就能輕易明白這4種方法是什麼回事。
第一種互動：因果聯繫。在第一章，作者從《哈利波特》與電影生產發行的互動入手，指出全球化現象導致國際市場的重要性超越國內市場，令大眾文化傳播重視跨國擴張，從而影響現實世界權力分配。時代華納（Time Warner）作為《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發行商，憑這作品進一步鞏固行業壟斷地位，成為全球化時代跨國傳媒巨擘，而此前時代與華納兩大公司的合併，已是壟斷性行為。因此作者指出，大眾文化傳媒領域的「權力爭奪」，一如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象徵不同國家對利益的競爭；而時代華納的「（美式）文化霸權」，自然引發商業對手及諸多文化團體的擔憂與反對。
第二種互動：數據價值。在第三章，作者以《哈利波特》在全球的翻譯為例，探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據統計，《哈利波特》至今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不同地區的翻譯原則卻大有不同。在後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翻譯大多採取「忠於原著」手法，因為《哈利波特》的「麻瓜世界」以英格蘭為樣板，這對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毫不陌生，容易代入。在馬來西亞、土耳其及印度這些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存的地區，《哈利波特》的翻譯則帶有「解釋性」，亦即譯者時常運用當地本土文化詞彙來表達原作者意思，以便當地讀者理解，這也是「全球在地化」最明顯的反映。在俄羅斯，《哈利波特》的翻譯尤為「激進」，譯者幾乎是借用「哈利波特」之名，重新構建完全依照本土文化產生的故事，一度引發關於版權的法律糾紛。當然，「激進化翻譯」現象背後，無疑是全球化與本土矛盾的體現。作者因此指出，《哈利波特》的不同譯本可作為研究「全球在地化」的文本數據庫，這便是大眾文化傳播的「數據價值」，也符合今天大學講求「big data」之道。
第三種互動：鏡像效應。在第五章，作者分析《哈利波特》的世界觀，其中多有對現實國際關係的「鏡像」描摹。例如現實世界的「民族國家」，在魔法世界中被不同魔法學校代表；「魔法部」的設定，也跟現今國際組織相若，都是現實主義理論的體現。但與現實政治相比，《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政府及國家角色極為有限，反倒是個人的能力被極度強調，這反而更符合自由主義精神。而魔法世界中不同人群之間的衝突，往往因不同身份認同而生，這又是建構主義精華所在。無論應用哪個理論，《哈利波特》都是作為現實世界的「鏡像」而存在。
由魔法世界走進現實
第四種互動：建構效應。在第七章，作者着重分析《哈利波特》如何通過「第二重表達」，讓一些原本不被「第一重表達」認受的事情廣為傳播，進而「正常化」（Naturalizing）。最典型例子，便是《哈利波特》世界中的「魔法世界」、「麻瓜世界」與「巨人世界」，活像北歐神話設定中，「舊神」、「人類」及「巨人」這3重世界的再現，而後者隨着北歐現代化進程，卻漸漸被淡忘。《哈利波特》小說風行，才再度喚起現代人對北歐神話的記憶，以及北歐神話代表的北歐獨特歷史文化痕跡，進而讓北歐這一地理與歷史文化身份，在今天為世人重新認知，這就是大眾文化對現實的「建構」與「重構」。
不過說到底，《哈利波特》的情節和世界觀，其實以互助精神和自由主義主導，其他都是配菜，這想必與作者洛琳（J. K. Rowling）本人的政治立場不無關係。洛琳並不忌諱自己的傾向，她是英國工黨的鐵桿支持者，提倡社會民主主義，並在數次大選中稱讚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小說天馬行空的背後，活脫脫是一個西方傳統左派知識份子。或許在洛琳眼中，自由主義提倡的個體自由與合作的可能性，才是魔法世界的魅力所在；正如《哈利波特與國際關係》作者指出，這樣的魔法世界，也可以為我們進一步理解、甚至改變現實世界提供了指引。由是觀之，《哈利波特》和未來的互動，隨時有更出人意表的影響呢。
小詞典：麻瓜（Muggle）
《哈利波特》小說中對不會魔法、沒有巫師血統、不曾進入魔法世界的普通人的稱呼，他們和懂魔法的人的互動行為，往往被讀者視為帶有滑稽色彩。隨著《哈利波特》的全球流行，「麻瓜」一詞逐漸被廣泛運用，成了特定群體描述「圈外人」時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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