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及香港的發展時，香港輿論經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討論的焦點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討論多從管治精英角度出發，卻少從民間視角探究新加坡的社會文化，以及民間的日常生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香港與新加坡走上不同的發展路、擁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視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廣闊。在香港，要提升社會的國際視野並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學中，仍然沒有一所獨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今次訪問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較港星管治的年輕學者鄺健銘。他先後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後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過去兩年，他出版了《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分析與比較兩地的過去與發展。他的評論文章散見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等地的媒體，相信他能增加我們對港星兩地發展的認識。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鄺健銘（Kwong, K）
整理：李志鵬
S： 在編寫《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過程對你有何啟發？
K： 寫書之前，我已有某種關於香港歷史書寫的問題意識。曾在不同場合說過，在香港讀大學的時候，有位老師說，「香港歷史需要重寫」。為何香港歷史需要重寫？如何重寫？在新加坡讀書與工作時，我一直思考這兩個問題。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寫很多關於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析，因此我讀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獻，也特別着重脈絡分析。某程度上，這種治學觀很受一位中國大陸同事影響。他自學多種外語，對世界多國的歷史都有涉獵；他對世界大事的許多分析，都離不開歷史脈絡與案例比較這兩個分析角度。
着重歷史脈絡與案例比較，便由此成為《港英時代》重寫香港歷史的基本框架。具體地說，寫這本書原因之一，是嘗試填補當下香港研究的一個缺陷，即偏重頗為內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國為中心」的氣質與情懷，但同時忽略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身處的全球與區域脈絡，乃至比較視野。
S： 《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何以比較這兩個城市？
K： 理由與我到新加坡讀書工作的原因一樣──我對香港的「新加坡想像」感到好奇，希望透過在新加坡生活、親身檢視這些想像的盲點，而《雙城對倒》可說是我思考與考察的結晶。
上一本書《港英時代》談的，主要是重寫香港歷史；《雙城對倒》的焦點，則是管治，切入點是從世界網絡與案例比較角度，比較香港與新加坡的管治模式，參考案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中國，以及如瑞士、盧森堡、北歐國家等先進小國。
香港與新加坡的一個很重要、但少被香港論者重視的差異，是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萎縮的特別行政區，新加坡則是獨立的主權國家，這點差異，令兩地的世界視野、管治意志與氛圍不能同日而語。但即使香港與新加坡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地位落差，新加坡仍有值得香港學習之處──例如，新加坡為何沒有以民族主義世界觀否定英國殖民地時代的一切，甚至視英治為資產；新加坡人的獨特身份認同如何形成、新加坡政府如何與為何重視Singaporean Core、如何與香港經驗作對照、尋找啟示。
不過須補充的是，比較港星模式，不能只從「以政府為中心」的角度切入，畢竟香港有的是相對強的社會、相對弱的政府，新加坡則相反。正如新加坡學者莊嘉穎說，新加坡的威權政體，令國民變得驚輸，我也在書中指出，威權政體如何局限了新加坡的創新能力；根據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上月發表的報告，加強國民創新能力是未來國策重點之一。相對而言，香港的優勢在於有更具生命力與創意力量的社會。故此在此基礎上，《雙城對倒》的分析認為，香港更應向創新能力、競爭力、社會自由與國民快樂指數世界排名都很高的瑞士學習。
S： 港星兩地各自面對着什麼困難？
K： 相對而言，香港的問題比新加坡複雜。「一國兩制」令香港的權力灰色地帶遠比新加坡多，故此香港不能像新加坡那樣，較沒有包袱地以在地意志管治、重視本地福祉，這繼而影響了香港在經濟、社會凝聚力與民生政策這三個重要管治範疇的表現。
新加坡能視世界為腹地、能自主積極地建立世界網絡聯繫、也因為重視國際形象與聯繫而不會輕易從狹隘民族主義角度否定英治時代的一切；曾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面向四面八方的香港，此刻卻有愈來愈沉重的「警惕外國勢力」包袱。新加坡政府視Singaporean Core、國民凝聚力為良好管治的基礎，因此既會有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成為「新新加坡人」之前也需要經過更多程序──例如，新加坡不會像香港那樣有「雙非」爭議，且新加坡政府也分別在2009與2010年，設立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與Singapore Citizenship Journey，以確保「新新加坡人」能有效融入本土社會、入鄉隨俗；在此刻的香港，「本土」愈來愈是政治不正確的詞彙，連特首選舉候選人曾俊華的宣傳影片也提到要重建「一個像香港的香港」。新加坡能源、食水與糧食供應自主，甚至已能反向大馬柔佛供水；而在香港，食水與糧食供應自主，隨時會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議題。
港人包袱重 星洲人驚輸
S： 面對中國在南海影響力增加，以及美國重返亞洲，新加坡如何遊走於兩個勢力之間？
K： 近期轉變中的中星關係是可參考的案例。
南海事件之後、中星矛盾愈趨表面化。中國大陸媒體人趙靈敏在2016年8月發表於FT中文網的文章〈中國人為什麼不喜歡新加坡？〉，便很值得參考。她在文章解釋，「很多民眾對新加坡的不喜歡，則是因為新加坡『反華』。在他們看來，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天然就應該親近中國；又是一個彈丸小國，面對中國這個『上國』應該俯首貼耳，唯命是從。而事實證明，新加坡經常和中國對着幹」；中國民眾所以會認為新加坡與中國「對着幹」，其中兩個原因是：「邀請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以及「在南海仲裁問題上態度曖昧」。
新加坡不斷強調自身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身份、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不完全屈從與歸邊， 其目的便是為維持新加坡在國際間的自由意志。當中有兩個新加坡對中國取態的案例很值得留意：第一，去年11月於秘魯舉行的APEC會議之中，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被問到如何看中國「一帶一路」時，他補充說，在現今全球化世界之中，不再有「中土之國」。這種觀點自然不會令中國感到舒服；第二，今年2月，按《彭博商業周刊》報道，當有國家討論讓中國加入TPP、取代美國之時，新加坡政府指這種建議言之過早。
S： 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政府面對着什麼改革壓力？
K： 起碼有兩大壓力：第一，如之前所言，新加坡需要推動國家的創新能力，以應對世界愈來愈急劇的政治經濟變化，但衍生國民「驚輸」文化的新加坡威權政體，卻難免會成為國家創新發展的一大障礙；第二，新加坡需要更進一步妥善照顧各族裔的關係。2016年年底，新加坡執政黨便提議修改憲法，設立機制在某些時候將總統位置預留給某族裔候選人──按計劃，2017年的總統之位，將會預留給馬來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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