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香港出版界，台灣更充滿活力，也能容納更廣泛題材的書籍。其中，出版商「八旗文化」近年迅速冒起，這要歸功其新穎的出版方式：其運作模式自稱「八旗制度」，讓各主編分線經營，每個書籍類別的負責人都叫「旗主」；編輯以所屬旗主為中心工作，創造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出版小宇宙。他們的書折射出對所在社會的人文關切，在書市中脫穎而出。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來自滿族鑲黃旗的富察氏。他曾於上海從事出版工作，2009年，他到台北創立八旗文化出版社。他主要編輯書本的範疇包括：政治、社會評論、中國觀察與研究。作品有《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皇帝亦凡人》等。除此之外，他引介西方的中國研究，挑戰兩極化的中國觀察，又引入美國「新清史」研究成果，挑戰大中華國族史觀。早前，筆者有幸與富察先生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的「光華講座：逆向的勇氣——分享經濟時代裏的出版，為何是更重要的力量？」中交流，以下節錄了當天的對談。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富察（F）
整理：李志鵬
S： 從上海走到台灣，你的出版事業面對什麼改變？
F： 台灣出版界是非常特別市場。我當時因家庭關係去到台灣生活，也開始在台灣從事出版行業。一開始面對的是文字問題，由簡體到繁體字、由橫排文字直排文字等，由中國的思維去到感受台灣文化，也花了不少氣力去適應。我在台灣的第一本書是與現任光華文化中心主任胡晴舫合作的《旅人》，我崇拜她這本作品，而且她本來就是台灣作家，有知名度，所以這書出來的反應還不錯。我後來也慢慢總結思考，找到台灣的市場需求及通路，便愈做愈有味道和感覺。
S： 現時香港不少行業都北望神州，台灣出版業有相似情況嗎？
F： 台灣出版業的發展就像包洋葱，以前，台灣出版業發展迅速，但現時面對電子書和網上媒體等各種挑戰。我們開始進入洋葱中間的核心部分，要捉住書本與社區的聯繫，刺激讀者思考，並從中找到自己和認同，這就是出版的生命。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台灣和香港的出版商去大陸出版書籍都面對審查的問題，但大陸和台灣的閱讀社群和市場結構完全不同。在台灣出版書但想着要給大陸讀者看，這邏輯是不對的。如果台灣讀者會看，大陸讀者也會看，這則是延伸出來的邏輯，但開始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也沒有讀者的來源，甚至對出版的通路也不了解。而在地思考台灣的問題和需要，這自然延伸到香港，因為台灣市場較大，能做翻譯書籍，補足香港所缺乏的範疇。另一方面，大陸無論在版權或者在地化都難以延伸到港澳台。沖繩就是在地出版書本的例子，當地只有140萬人口，他們出版的策略是地產地銷，本地書深受沖繩人的喜愛，他們也願意去買本地書，這反映本地認同的重要。台灣出版商不應過分兼顧中國和台灣市場。北京和上海各有人口二三千萬，與台灣人口差不多，可是北京和上海兩地出版同業所出品的書籍、品種、銷量，以及當地讀者的閱讀氛圍、書店，都跟台灣截然不同。台灣除了要捍衞出版自由，更要反映出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其他小市場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
S： 網上媒體的出現，如何影響到台灣出版界的運作？
F： 網上社交媒體出現讓我們走進資訊爆炸時代。可是，網上大部分資訊偏向碎片化，而且不連貫。而書則單一、清晰、明確，讓讀者連貫地思考，資訊貫穿整本書，與網上媒體的價值不同。書的核心價值是具有深度的系統思考，不是碎片化和簡單的文章。出版界必須要找到自身價值。
S： 八旗文化的編輯在出版過程裏扮演什麼角色？
F： 他們有不同背景，來自不同地方，這可避免每一本書太單一化，藉此挑戰現時兩極化的政治立場，也為政治光譜提供充分的討論空間。我們希望能給予編輯較好的待遇。他們可選擇做自己的書，也可選擇在地的書籍，他們有各自的策略、耕耘各自的領域，對自己的作品全權自行決策，也積極與讀者溝通和互動。做書要自己先喜歡，然後想做，再思考能不能賣。若很喜歡某本書，但評估市場沒有把握，一年做一本，也無傷大雅，但畢竟也要兼顧整體平衡。出版不是一般的工業生產線，編輯們不是機械式的生產線工人，而是知識、觀念、想法的分享者。
我們必須在地思考每本書的企劃，回應在地需求，而不是單向的供求關係。我希望以產業思維造出具特色的分眾產品，編輯與讀者之間是平等活動，而不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不少出版商要求有穩定的出書量與業績，當然這也是我們要考慮因素，但我們更希望強調透過主編特色，去開發和培育新讀者群。因此，編輯們有很鮮明的個人色彩與專業背景。
出書必須在地思考
S： 八旗文化推出不少中國觀察為題的書，當初為何有此想法？
F： 2010年開始，八旗開始做了解中國主題，這並非屬於台灣出版商一個恒常主題，而出版的數量也少。我開始計劃推出中國觀察系列前，我留意到台灣在政治上有不少關於中國的討論。中國的問題多而複雜，台灣面對的中國問題也不少。台灣媒體對中國的看法明顯兩極化，一種是唱衰中國，一種認為中國充滿了機會和可能。八旗的「中國觀察」書系以中國讀者為目標群組，也不是中國某種出版需求在台灣的代工，而其目標是針對台灣一般人過分簡化中國問題而設定。雖然書的力量在短時間內的影響始終有限，但長遠而言，這對台灣人對問題認知和理解還是有幫助的。在推出中國觀察書列兩三年後，這市場就慢慢被創造出來，有不少讀者原來都想看這類書。
S： 你引入不少關於清代歷史的作品，這與你滿人背景有關嗎？
F： 不少讀者在看清朝宮廷劇時，學到不少清朝的歷史和概念。我希望讀者通過思考當時康熙皇帝重視漢化，女性在清宮的地位，以及滿洲和中原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互相影響，重新了解這段歷史。其中，也有作品討論當年台灣人去到滿洲國工作和尋找機會的經歷，這與現時台灣到大陸工作的性質接近。這讓讀者去反思台灣與周邊各國的關係。不少台灣人的史觀充滿了大一統觀念和大中華中心的影響，當中有牽涉了黨國體制下的歷史論述，這些都需要我們去反思，自我認知和探索。而台灣史觀的建構，我也期待着不要掉入另外一種形式的錯誤裏。八旗的書系都秉承這一理念而手作。台灣翻譯書籍回應不少新讀者學術需要，平衡學術與在地市場的關係。當中《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及《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等，請學者作者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再反思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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