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政治的興起：二十年前的預言

特朗普上台，自由主義者代表的全球化時代面臨重創，右翼本土政治的能量在全球爆發，今天這一切已經變得老生常談。其實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已經對這現象作出預言，回顧他的觀點，放在今天，依然醍醐灌頂。

羅蒂先後任教於美國名校普林斯頓、史丹福，1998年出版了一本闡述美國左翼政治文化的專著：《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在書中，羅蒂將20世紀美國左翼政治勢力分為兩類：「改革左翼」和「文化左翼」，二者皆認識到美國社會存在種種不公，都同意既有的政治體制未能有效解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問題」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傳統改革派左翼」以小羅斯福總統等為代表，主張在既有政治體制內，對「弱者」加以保護，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消除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平。但這思潮在1960年代經歷了重大變化：反越戰、平權運動等社會議題，在美國高校師生中引發廣泛迴響，他們堅信美國政治體制本身背負缺乏人性的「原罪」。這批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左翼」力量，將對政治社會現實的批判從經濟福利領域，轉移至社會文化領域，尤其強調「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美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只重視自我，漠視了由少數族裔、移民社群、政治異見者組成的「他者」。

循羅蒂的分析，自1960年代以降，美國左翼政治光譜越發向「文化左翼」陣營靠攏，知識分子和左翼政客將「文化多元主義」作為其核心政治理念，加以宣傳，大打少數族裔、移民身份認同牌，動輒宣稱「革命」，卻不再關心社會福利再分配等具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羅蒂預言，這一左翼思潮發展到極端，終會引發美國社會內部的強烈反彈，而反彈的重要誘因，正是20世紀末，高度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社會內部的衝擊。

藍領工人們（白人為主，但其實也包括少數族裔）將愈發意識到，華盛頓政客們一味藉助「文化多元」、「身份認同」等口號籠絡人氣、爭取（精英）選票，玩自己的小圈子遊戲，但並未把工人、乃至廣大中產階層的利益放在心上，更無心解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本地就業崗位外流、實際工資停滯等經濟福利問題。對於這些中產、本土社群而言，自己已經被一個受「全球化、多元化」論述裹挾的美國政治體系拋棄。1960年代文化左翼呼喚的「革命」，如今卻成了這些真正需要「革命」的被遺忘者討厭的對象。

羅蒂的下一個預言更重要，就是「被遺忘者」的訴求，將會呼喚「強人政治」，因為美國本土中產社群不再信任既有的憲政民主體制。他們需要一個有意凌駕於制衡機制之上的強人，作出「新革命」的承諾，通過推翻既有的政治格局，來讓本土社群的利益訴求「重見天日」。羅蒂本人於2007年逝世，倘若他活在此刻，對於自己二十年前的預言成真，不知作何感想。

在羅蒂對左翼的分析之中，說的雖然是美國，但有不少觀點都對全球其他地方，都深具參考價值。首先，在1960年代，全球「文化左翼」們追求的社會公平，是建立於強調少數族裔、移民、政治異見者們作為「他者」的不同基礎之上，並集中火力譴責既有政治體制缺乏對「他者」的認可和尊重。這種「非他即我」的二元對立思維，和相應的「政治正確」敘述，經過公共輿論渲染，已經在社會內部埋下了社群對立的種子。在來勢洶洶的經濟全球化、人口流動大潮面前，自身利益受衝擊最嚴重、卻又最不被政府關注的本土普羅大眾，自然延續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本土利益」與「全球化」放在對立的兩極。今天圍繞「本土主義」和「全球化」的大分裂局面，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其始作俑者，正是當年鼓吹激進革命的左翼先鋒們，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其次，美國的文化左翼陣營一心建構、維護「他者」的身份認同，卻在政策實施環節中，對美國社會受到的衝擊視而不見，殊不知後者同樣也影響著美國社會身份認同的演化。傳統的「美國夢」，乃是美國人憑藉勤奮努力，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獲得可以實現自我發展的收入，作為中產階級，融入本地社群，到了老來領取退休金，目睹兒孫自強。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勞工全球流動，上述生活發展模式，已經被完全打破：全球化時代中，美國本土的「中產」面對外來勞工的激烈競爭，工作不再穩定，更難奢望退休後的社會福利保障；為了養家，他們不得不身兼數職，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之間轉換奔波。對這些人而言，「全球化」帶來工作生活模式的改變，大幅削弱了傳統意義上「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訴求。這些變化都是由偏袒全球化精英的社會經濟政策引發，這卻是「文化左翼」陣營無視的。這種對缺乏保障的「全球化新生活」的不滿，同樣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在香港，上一代批評新一代、新一代不滿上一代有真・退休金保障，正是同一現象的反映。

最後，文化左翼陣營所呼喚的「人性」、「多元」等政治話語，實際上是在解構傳統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試圖將社會對美國這一國家的情感，「升華」到對「全人類」的情懷；而同一努力，也在世界各地出現。這是典型的左翼烏托邦訴求，一方面削弱了「國家」的神聖、必要性，另一方面又無益於社會政策實踐，結果往往十分「離地」。更諷刺的是，在飽受激進左翼輿論轟炸、政策無視之後，美國本土主義者的訴求中，傳統美式愛國主義對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追求，逐漸被現實主義取代。本土美國人越發將「國家」視作自己利益的保護者，呼喚強勢政府、政治強人；只要能在動蕩的全球化大潮中保護自己，哪怕將選票交於一個威權政府、乃至獨裁者，也在所不惜。

一旦這樣的社會思潮變成結構性，美國未來的政治生態更容易朝威權主義傾斜。雖然國內有眾多制衡，但假如有一半民意積極支持這條路線，以足以根本顛覆美國立國之道。舉一反三，全球各地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精英愈來愈不需要政府，自認被全球化弄得成為輸家的一半人，對「國家」機器的期望卻愈來愈大，而各國政府真的能做的事其實又很少，訴諸情感宣洩的「後真相時代」、民粹主義，就應運而生；政府和「去政府化」的精英，也就構成另一種對立。

如此看來，今日全球右翼、本土主義崛起的基礎，早在上世紀就被左翼激進主義奠定，而至今各國左翼依舊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令人不安。

小詞典：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

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50年代興起，至1970年代為高潮。在這場運動中，美國黑人為爭取與白人同等的社會權利，而發起非暴力抗爭，他們也得到不少美國白人自由主義左派的支持。在1970年代，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交織，成為美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