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之死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總統重要得多，因那宣示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正如他競選時稱，美國目前最大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大眾普遍掌聲，完全是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邦普（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須與政府一致；在1950至1970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管制人民思想言論。這些用法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頻繁出現始於八十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為「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左翼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摘，左翼號召的「政治正確」壓迫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化界，反對「政治正確」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概念隨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深刻影響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用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示：他說出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何美國人對「政治正確」愈來愈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理解，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為「逆向歧視」。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由於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獲「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愈來愈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逆向歧視」惹社會不滿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1990年，得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的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授課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禁忌。如「殘疾人」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成為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禁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600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伊斯蘭國」（IS）的觀感即是一例。IS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覆強調「IS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體還是網絡，都不將「伊斯蘭教」與IS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指出，IS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若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訂出消滅IS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不代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得以達到阿爾基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更是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社會資源，必然會更激烈批判左翼思潮；而該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參選以來，幾乎打破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社會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陷，乃至掩蓋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20年左翼霸權的責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