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

互聯網與「第二次印刷術革命」

本欄早前談過一本很有趣的書《公元3000年100大最有影響力人物》(見本報5月13日A24頁〈西元三千年的「烹饌家」〉),在同一作者的前傳正史《公元2000年100大最有影響力人物》,有一位排名極前的人物不為史家重視,那就是令活字印刷術普及化的古騰貝格(Johannes Gutenberg)。其實,北宋的中國人畢昇才被視作活字印刷始祖,但古騰貝格把活字印刷改良及建立商業出版社,這是西方文明發展極重要一步。

這題目的專著倒有不少,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迪特馬爾(Jeremiah Dittmar),他曾比較印刷術在歐洲城市開始流行前後兩個世紀的經濟數據,發現雖然印刷術普及前後的經濟增長無明顯分別,但一個世紀後,擁有印刷及出版社的歐洲城市較沒有的增長快兩至八成。

經濟還是次要,活字印刷術最大貢獻是改變知識傳授方式及對自身文明想像,從而顛覆社會權力結構。

在印刷術普及前,歐洲的知識來源是教廷與傳教士,教廷不但成為社會的壟斷權力,也是知識界的唯一殿堂。當時普及教育是教會大忌,一來有思想審查,二來著作往往要以拉丁文書寫,其實也是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手段。即使個別天才能著書立典,在欠缺印刷術的情況下,由作者孤本到有書籍流出市面往往耗費經年,學說自然難以流傳。

打破壟斷 知識普及

但這一切,都被活字印刷術改變,例如研究教會史的學者巴里.沃(Barry Waugh)指出,沒有古騰貝格,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可能成功,學說更不會透過大量宣傳品、小冊子及其翻譯的德文聖經進入尋常百姓家。從此教會不能再壟斷知識,專業階層與中產階級才成為農民、教廷以外的新興第三力量。印刷術的另一衝擊,還有民族主義及本土主義的興起,這是《想像的共同體》的理據之一,只是常被忽略。

說了那麼多歷史,有什麼現實意義?答案自然清晰不過。今天的互聯網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印刷術革命。教廷不能壟斷知識後,取而代之的是專業學院,特別是大學,而學術語言及種種離地術語,就像教廷的拉丁文,「影響因子」就像《十戒》,畢業證書就像教籍。

但互聯網普及後,一般人都可接觸從前大學才能傳授的知識,很多學院內的「禁忌」思潮都在互聯網大行其道,而從前的精英階層卻面對愈來愈大的挑戰,互聯網世代有自身的精英定義,正隱隱然衝擊着整個社會結構。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大學的壟斷就像中世紀教廷對知識的壟斷那樣,不可能在一百年後繼續存在, 那麼這一百年內,整個「反壟斷」過程究竟是馬丁路德那樣轟轟烈烈的革命,還是慢慢的軟着陸?局中人未雨綢繆,絕對是必須的。就像正在風行的立體打印技術(3D Printing),猶如蒸汽機的出現,很可能改變人類社會沿用數百年的生產模式,這又是一場工業革命。大家在讀歷史的同時,其實也正活在歷史。

小詞典:「想像的共同體」與印刷術

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本來就是建構出來的概念,而印刷術及大眾媒體的出現,令民眾對於民族成員的「想像」,變得更為實在。例如共同的歷史想像及生活經歷,可以透過書本、報章,傳遞到「共同體」內其他成員;地方語言及文字,也是透過印刷術及書本得以流傳,形成屬於特定社群的共同文化圈;公共知識份子著書立說,挑戰「大一統知識霸權」,才讓民眾得到「教徒」以外另一政治身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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