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是「中國模式」，學界莫衷一是，也不可能有共識，但假如以小見大開始演繹，卻往往能見樹見林，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研究的「廣東模式」便能啟發思考。鄭永年於新加坡工作，在中國學界也十分活躍，是被不少官方重視智庫的核心顧問。
2012年，他在《鳳凰周刊》刊登〈廣東改革與中國的未來〉一文，系統性梳理對「廣東模式」的分析，認為過去十數年廣東總結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可歸納為3方面 ──「經濟轉型」、「社會改革」及「行政改革」。這些面向，除有助理解國家發展的脈絡，對外交轉型及國際定位都有啟示。
促進「治權」開放
一、經濟轉型：「廣東模式」最吸引的口號是「騰籠換鳥」，即把原先附加值低、處於產業鏈底端的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產業，從廣東省核心產業區（珠三角地區）遷移至周邊，而在珠三角地區引入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
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眼中，產業布局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以「產業政策」本身便帶着違反市場規律的原罪。但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無一不有賴於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廣東「騰籠換鳥」也是基於這經驗。
鄭永年認為實現經濟轉型，重點在於把握國有與私有經濟各自的界限，「廣東模式」作為一種「混合模式」，是把國有經濟的社會保障功能，跟私有經濟的提高生產力作用進行有機結合，令經濟轉型時兼顧社會穩定。這與西方評論習慣把其中一項視為主導力量，不相信政府與市場真的能有機結合，自然截然不同。
二、社會改革：鄭永年指出，「廣東模式」的社會改革包含3方面內容，即社會制度、社會管理及社會參與。社會制度建設方面，政府的目標是主力醫療、衞生、教育、房屋等社會公共資源建設，為消費型社會提供基礎，讓廣東經濟在國際經濟起伏中更有韌性，也就是扶植中產階級落地生根。
社會管理方面，廣東經濟發展過程中湧現大批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政府除了主導政策，也會適時向企業「分權」，具體表現為精簡行政審批手續等，使後者擁有一定自主管理權。在社會參與上，廣東順德的公共決策諮詢機構設置，被鄭永年視作「新加坡制度」的成功借鑑，例如順德市黨代表與人大代表落區聽取民意，就有新加坡議員的落區服務（meet-the-people sessions）影子。
三、行政改革：鄭永年認為「廣東模式」還有行政上的創新，即嘗試理順黨政關係。再以順德市為例，他指出當地黨政「合署辦公」，精簡政府機關的同時也精簡黨組織，把政黨納入小政府改革範圍，這是廣東行政改革的重大突破。雖然西方對中國黨政軍結構有所質疑，認為是不能制衡的典型，但不少中國學者認為黨政分家是架床疊屋。對順德市試圖實踐地方政黨合一，鄭永年認為這是參考了新加坡行政經驗，順德作為縣級市，是行政意義上的「第一線」，需要極強行政能力與效率，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正是如此處理地方事務。
那為什麼需要閱讀「廣東模式」？首先，其實這模式有不少新加坡影子，有一定國際經驗可借鑑。更重要的是，鄭永年相信上述「廣東模式」的3個面向，同樣可擴展至中國，亦即他在新近出版《中國模式（修訂版）》提出的公式，即一個包含相對強大的國有部門的混合經濟模式，一個「黨權」集中但「治權」存在開放潛力的政治模式，以及一個循序漸進的體制改革模式。這些內容貌似眾所周知，其實如何內部進行有效監督，正是靠「治權」有開放潛力這一最有彈性的部分，因內裏自然需要吸納不同持份者與利益集團才能做到暢順。
讓西方認識中國
這種模式，自然跟現代西方政經發展情況有別，但鄭永年認為正是這樣，才能解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對「我是誰」的回答，因這是讓外界得以預測中國行為邏輯，進而與中國互動的關鍵所在，因為一個模式必然會對外交也有影響。
正如廣東政經發展過程中嘗試黨政合一的制度安排，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政策制訂也明顯朝着集中化方向發展。例如習近平迅速組建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代表的外交決策機構，以及他親任組長的各類「領導小組」，無不為了集中此前分散各政府部門的外交決策權；無論是「一帶一路」這樣的大戰略，或是對港政策的「微調」，部分也源自這類體制改革。儘管西方視中國為威權國家及政府主導一切，但此前中國外交其實常被研究者批評各部各自為政，政策互不協調，不少政策在落實階段效果大減，甚或釋放自相矛盾的外交訊號，讓國際社會無所適從。
說到底，「廣東模式」的開放性才是鄭永年眼中最值得推廣至全國的特點。筆者曾在《解構中國夢》一書分析，習近平時代外交將更積極以民族主義為容器，統合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人士對國家外交的能量，這一方面是「統一思想」，卻也是促使社會在可控範圍內擴大外交參與及反饋的手段，其實是民間智慧各取所需的實驗。
目前中國社會變化萬千，新媒體平台發展迅速，民意的流動性及爆發性日漸加劇，對參與「公共外交」的熱情及對傳統外交政策的意見都比過往熱烈。
這環境下，習近平政府如何參照「廣東模式」推動具「開放性」的「大外交」，仍要拭目以待。
小詞典：北京共識
學者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一種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歸納，強調其有別於西方社會普遍認可、並著力推廣的「華盛頓共識」。鄭永年認為，「北京共識」這一提法極具意識形態色彩，不利於中國被西方了解，遑論接受。相較而言，鄭永年相信「中國模式」更具技術性特色，適合作為中國研究學術和政策討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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