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希拉里對華政策

相對於特朗普強調自己的非主流、局外人身份,希拉里可謂建制中的建制,而她從前的政績,也局限了當選後外交政策的可塑性。相對於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充滿不可測性,和可能出現的「新思維」,希拉里面對中國,則可能是司空見慣格局的升級版。

論資歷,希拉里與美國外交的淵源,可追溯至克林頓任總統的九十年代。作為強勢第一夫人,希拉里曾隨同丈夫到訪不同國家,包括1998年攜同女兒的九日訪華行,雖然期間沒有官方角色,但肯定有了自己的判斷。回溯克林頓任內,平息了國會對中國人權情況的干涉,推動法案將中美經貿關係正常化,支持對中國加入WTO ,也和一些中國領導人建立了互信,雖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令兩國關係出現波折,但克林頓算是給了北京下台階,令他離任時,又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所以中國對「克林頓夫人」最初不無好感。

然而,希拉里自然不會複製丈夫的對華政策。一來時代不同,今天的中國影響力更大,美國不可能像九十年代那樣一極獨大;二來克林頓當選時屬於黑馬,形象年輕有為,還可以有所突破,希拉里現在卻代表老人政治,肩負捍衛傳統既得利益者的使命,在更年長的黨內對手桑德斯面前反而顯得因循守舊,恐怕當選後也難以創新。希拉里在多次受訪時表示,她知道「中國既非美國的盟友,亦非美國的敵人」,傾向促進中美兩國在更廣泛的議題上,進行務實溝通合作,但這種「合作」,只是要進一步鞏固美國領導下,亞太地區的多邊機制,將中國「融入其中」,而絕不是要和中國平起平坐,更不是要承認甚麼「G2」格局。這無疑是美國民主黨傳統對華政策的延續:始終與中國保持溝通,也始終對中國施加壓力,以促使中國朝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轉變。民主黨主流派的對華立場,基本上就是希拉里的立場,這可歸納為四方面:國際領導地位、國際秩序、人權問題和台灣問題:

首先,民主黨堅持美國在各大國際組織和國際經貿框架的領袖地位,暗示不容中國挑戰,這是奧巴馬處理亞投行時,始終投鼠忌器、不敢加入的理論基礎,卻反而逐漸讓中國建立了另一套國際秩序。在此基礎上,民主黨精英呼籲美國促使中國遵守、而非挑戰現行(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令希拉里難以像特朗普那樣,對美國傳統盟約內容進行大幅度調整,但一旦中國成功另起爐灶,像「一帶一路」,民主黨似乎未找到回應之道。民主黨重視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和經貿往來,但和共和黨相比,有更明確的意識形態目的,即是促使中國「民主化」,成為既有國際制度中的一員,相反特朗普對價值觀外交則幾乎不屑一顧。民主黨雖然認可「一個中國」,但亦相對堅持「保護台灣」;希拉里和蔡英文的女性互動,也令台灣人民充滿想像空間,而特朗普卻以看不起女政客著稱。最後在人權議題上,民主黨精英比共和黨更頻繁批評中國在西藏、新疆等議題的表現,與及在人權自由等方面的缺陷。由於特朗普對上述核心價值不少嗤之以鼻,希拉里為捍衛道統,也為捍衛自己年輕時的社運身份,反而可能要加倍著緊。

2008年,希拉里與奧巴馬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期間,已經多次表明了上述民主黨傳統對華立場,措辭遠比奧巴馬強硬。隨後她出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有自己形同獨立的團隊,更是將這一立場付諸實踐,團隊中人也極可能回朝。其中兩個案例,最能反映其對華態度,與及中國何以對她充滿戒心。近年中國外交的大戰略,無論大如「一帶一路」、還是小如香港「反佔中」,幾乎都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為假想敵,但希拉里、而不是奧巴馬,才是這戰略的主要推手。她上任伊始即不斷出訪亞太,尤其注重鞏固美國和日本、韓國的戰略同盟關係,明確定義美國在南中國海爭端的國家利益所在,包括「自由航行權」、「亞洲海域公共資源接入權」和「維護國際法」三大方面。這一系列宏觀戰略構建,被普遍視為對「中國崛起」的反制,也令中國大為緊張。克里繼任國務卿後,把注意力轉移到中東、俄羅斯,奧巴馬的興趣變成與古巴、伊朗、緬甸破冰去歷史留名,難以短期見實利的「重返亞太」變得雷聲大雨點小,北京暗自慶幸,自不願希拉里崔護重來。

另一案例是陳光誠事件,象徵希拉里在人權議題上,與北京的正面交鋒。希拉里在自傳《艱難抉擇》中,把事件當作自己任內一大「政績」,詳述她如何在短短數天內進行危機處理,既捍衛了盲人律師陳光誠的人權、尊嚴,滿足國內人權份子的期望,又避免中美兩國因此引發外交危機,最終成功「保護」陳光誠赴美,也印證了美國的大國身份。但事後重溫,其實希拉里當時也有其他選擇,例如對陳光誠的請求作冷處理,先完成其訪華議程,才慢慢官僚地領功,但她堅持積極干預的,反映她對中國人權問題,似乎有一些難以妥協的立場。這立場到了她競選前後,依然一貫,例如早前習近平出席聯合國婦女峰會並作發言,彼時美國自由派正批評北京對女性維權者大肆維穩,希拉里也公開在 Twitter 指責習近平「shameless」,其用詞之尖銳,令不少華人側目。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不少學者、網民普遍對希拉里持頗為負面的觀感,認為她的當選將不利於中美關係改善;即使是自由派,也大多不相信她的高調姿態會對中國帶來任何實質改變,認為她只是演出給國內選民觀看。假如特朗普當選會如本欄早前講述,減少對日本、南韓的實質支持,希拉里當國務卿時的傾向,卻顯示了她的政策可能剛好相反,加強對這些傳統盟友施加影響,既和中國爭奪亞太區的市場佔有,也繼續傳統戰略圍堵政策。當習近平鼓勵外交官反客為主,宣示國家對人權、自由、民主等議題的立場,一旦希拉里繼續強調這些價值,中美的「價值觀戰爭」,必會比從前激烈,一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已得到國家要針鋒相對的期望,二來美國自由派受到特朗普衝擊後,士氣空前低落,也需要希拉里打贏「價值觀戰爭」振奮人心。當然,中美關係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如何震蕩,都難以改變操作層面的緊密互動。但假如突發事件在這氣氛中發生,例如類似南海撞擊事件再次出現,再要期望希拉里圓滿解決、習近平低調回應,恐怕比十多年前更不容易。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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