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對華政策

相對於特朗普強調自己的非主流、局外人身份，希拉里可謂建制中的建制，而她從前的政績，也局限了當選後外交政策的可塑性。相對於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充滿不可測性，和可能出現的「新思維」，希拉里面對中國，則可能是司空見慣格局的升級版。

論資歷，希拉里與美國外交的淵源，可追溯至克林頓任總統的九十年代。作為強勢第一夫人，希拉里曾隨同丈夫到訪不同國家，包括1998年攜同女兒的九日訪華行，雖然期間沒有官方角色，但肯定有了自己的判斷。回溯克林頓任內，平息了國會對中國人權情況的干涉，推動法案將中美經貿關係正常化，支持對中國加入WTO ，也和一些中國領導人建立了互信，雖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令兩國關係出現波折，但克林頓算是給了北京下台階，令他離任時，又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所以中國對「克林頓夫人」最初不無好感。

然而，希拉里自然不會複製丈夫的對華政策。一來時代不同，今天的中國影響力更大，美國不可能像九十年代那樣一極獨大；二來克林頓當選時屬於黑馬，形象年輕有為，還可以有所突破，希拉里現在卻代表老人政治，肩負捍衛傳統既得利益者的使命，在更年長的黨內對手桑德斯面前反而顯得因循守舊，恐怕當選後也難以創新。希拉里在多次受訪時表示，她知道「中國既非美國的盟友，亦非美國的敵人」，傾向促進中美兩國在更廣泛的議題上，進行務實溝通合作，但這種「合作」，只是要進一步鞏固美國領導下，亞太地區的多邊機制，將中國「融入其中」，而絕不是要和中國平起平坐，更不是要承認甚麼「G2」格局。這無疑是美國民主黨傳統對華政策的延續：始終與中國保持溝通，也始終對中國施加壓力，以促使中國朝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轉變。民主黨主流派的對華立場，基本上就是希拉里的立場，這可歸納為四方面：國際領導地位、國際秩序、人權問題和台灣問題：

首先，民主黨堅持美國在各大國際組織和國際經貿框架的領袖地位，暗示不容中國挑戰，這是奧巴馬處理亞投行時，始終投鼠忌器、不敢加入的理論基礎，卻反而逐漸讓中國建立了另一套國際秩序。在此基礎上，民主黨精英呼籲美國促使中國遵守、而非挑戰現行（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令希拉里難以像特朗普那樣，對美國傳統盟約內容進行大幅度調整，但一旦中國成功另起爐灶，像「一帶一路」，民主黨似乎未找到回應之道。民主黨重視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和經貿往來，但和共和黨相比，有更明確的意識形態目的，即是促使中國「民主化」，成為既有國際制度中的一員，相反特朗普對價值觀外交則幾乎不屑一顧。民主黨雖然認可「一個中國」，但亦相對堅持「保護台灣」；希拉里和蔡英文的女性互動，也令台灣人民充滿想像空間，而特朗普卻以看不起女政客著稱。最後在人權議題上，民主黨精英比共和黨更頻繁批評中國在西藏、新疆等議題的表現，與及在人權自由等方面的缺陷。由於特朗普對上述核心價值不少嗤之以鼻，希拉里為捍衛道統，也為捍衛自己年輕時的社運身份，反而可能要加倍著緊。

2008年，希拉里與奧巴馬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期間，已經多次表明了上述民主黨傳統對華立場，措辭遠比奧巴馬強硬。隨後她出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有自己形同獨立的團隊，更是將這一立場付諸實踐，團隊中人也極可能回朝。其中兩個案例，最能反映其對華態度，與及中國何以對她充滿戒心。近年中國外交的大戰略，無論大如「一帶一路」、還是小如香港「反佔中」，幾乎都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為假想敵，但希拉里、而不是奧巴馬，才是這戰略的主要推手。她上任伊始即不斷出訪亞太，尤其注重鞏固美國和日本、韓國的戰略同盟關係，明確定義美國在南中國海爭端的國家利益所在，包括「自由航行權」、「亞洲海域公共資源接入權」和「維護國際法」三大方面。這一系列宏觀戰略構建，被普遍視為對「中國崛起」的反制，也令中國大為緊張。克里繼任國務卿後，把注意力轉移到中東、俄羅斯，奧巴馬的興趣變成與古巴、伊朗、緬甸破冰去歷史留名，難以短期見實利的「重返亞太」變得雷聲大雨點小，北京暗自慶幸，自不願希拉里崔護重來。

另一案例是陳光誠事件，象徵希拉里在人權議題上，與北京的正面交鋒。希拉里在自傳《艱難抉擇》中，把事件當作自己任內一大「政績」，詳述她如何在短短數天內進行危機處理，既捍衛了盲人律師陳光誠的人權、尊嚴，滿足國內人權份子的期望，又避免中美兩國因此引發外交危機，最終成功「保護」陳光誠赴美，也印證了美國的大國身份。但事後重溫，其實希拉里當時也有其他選擇，例如對陳光誠的請求作冷處理，先完成其訪華議程，才慢慢官僚地領功，但她堅持積極干預的，反映她對中國人權問題，似乎有一些難以妥協的立場。這立場到了她競選前後，依然一貫，例如早前習近平出席聯合國婦女峰會並作發言，彼時美國自由派正批評北京對女性維權者大肆維穩，希拉里也公開在 Twitter 指責習近平「shameless」，其用詞之尖銳，令不少華人側目。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不少學者、網民普遍對希拉里持頗為負面的觀感，認為她的當選將不利於中美關係改善；即使是自由派，也大多不相信她的高調姿態會對中國帶來任何實質改變，認為她只是演出給國內選民觀看。假如特朗普當選會如本欄早前講述，減少對日本、南韓的實質支持，希拉里當國務卿時的傾向，卻顯示了她的政策可能剛好相反，加強對這些傳統盟友施加影響，既和中國爭奪亞太區的市場佔有，也繼續傳統戰略圍堵政策。當習近平鼓勵外交官反客為主，宣示國家對人權、自由、民主等議題的立場，一旦希拉里繼續強調這些價值，中美的「價值觀戰爭」，必會比從前激烈，一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已得到國家要針鋒相對的期望，二來美國自由派受到特朗普衝擊後，士氣空前低落，也需要希拉里打贏「價值觀戰爭」振奮人心。當然，中美關係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如何震蕩，都難以改變操作層面的緊密互動。但假如突發事件在這氣氛中發生，例如類似南海撞擊事件再次出現，再要期望希拉里圓滿解決、習近平低調回應，恐怕比十多年前更不容易。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