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與香港涉外關係

港產片近來經常被詬病既缺乏本土特色、也缺乏國際視野，卻越來越迎合大中華市場，但早前上映的《赤道》也許是一個例外。在120分鐘內，這電影的佈局由南北韓、中東到美國都包羅其中，對中港矛盾也有刻意敘述，可謂一部「香港涉外關係」的教材電影。雖然不少情節有點誇張、反駁，但畢竟有一定事實基礎。

在影片中，最早聲稱得知恐怖份子「赤道」所在的人，是一名信奉錫克教的情報商人，他與警察相遇的場所，就是灣仔皇后大道東錫克廟，也是筆者經常帶學生「田野研究」的地方。香港錫克教徒有沒有情報體系，筆者不敢妄言，但歷史上，他們的確和香港安全息息相關。早在19世紀中期，港英政府因為不滿華人警員和孟買水兵貪污成風，刻意在1867年開始，從印度增派了百多名錫克教徒警員，使當時以錫克教徒為主的印度裔警員，佔了香港警隊人數1/3。到了1870年代，香港警隊又引入來自印度的穆斯林搞平行，讓錫克教徒、穆斯林和華人警員共同在白人高層領導下共事。由於錫克教徒有尚武傳統，不少後代留在香港擔任保安人員，亦有經商。目前，在港錫克教徒約有一萬人，成為連接香港與印度的紐帶之一。錫克教徒大多聚居龐遮普邦，希望脫離印度獨立，有自己的激進組織，印度「鐵娘子」甘地夫人就是被錫克教徒暗殺。但這些組織近年已趨向溫和，和中東激進組織表面上也沒有關連，但若要互通資訊，相信必有渠道。當然，要找香港的錫克教情報商人，根本毋需到錫克廟，不過為了實景，也可以理解。

《赤道》也介紹了香港另一個「情報中心」，核心人物是方保羅出演的美國「記者」Martin Koo，片中負責反恐的香港總督察與他緊密合作，追蹤「赤道」。在港英年間，香港警察和美國情報部門合作，在冷戰框架下，可謂情理之中；六七暴動期間，英美兩國就為香港互通資訊，美國派往越戰的軍艦是否來港示威，亦是兩國的默契。然而香港回歸後，假如警察繼續和美國情報人員眉來眼去，卻是北京最顧忌的事。根據《基本法》第十三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務，而反恐是否涉及國防外交，自可自行判斷。假如香港警方與外國情報人員（甚或單純的新聞工作人員）合作，繞開中央政府處理反恐，在北京眼中，恐怕是上綱上線的罪名。當然，我們不能斷言電影的新聞人員是美國特工，不過除了電影的強烈暗示，現實世界也有相關報導，因為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被外界認為利用其遍佈世界的傳媒網絡，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例如在去年年底，伊朗關押了《華盛頓郵報》記者雷薩安（Jason Rezaian），官方說他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監。

正如《赤道》所述，香港既作為「遠東情報中心」，長期活動於此的間諜自然不止美國人。電影以北韓盜取南韓秘密武器為背景，南韓駐港領事、甚或連總統朴槿惠也曾短暫出場，而在歷史上，香港和柏林、伊斯坦布爾並列「冷戰三大特務中心」，一直是南北韓展開間諜活動的競賽場之一。根據一些解密檔案，早在七十年代，北韓就下令在香港設立秘密間諜組織，負責監視南韓赴港的演員、高官親屬等活動；1978年，北韓特工甚至在香港綁架南韓演員崔銀姬夫婦，迫其拍攝宣傳電影──當然，根據北韓版本，二人都是自願到北韓，也不承認在香港的外交工作有其他任務，正如不會承認在澳門的外交工作有其他金融任務。不要以為這類「韓戰@香港」是冷戰時的歷史往事，到了2012年，時任南韓總統李明博的親信金丙一被發現在香港寓所自殺身亡，當時他正深陷南韓議會性醜聞而被警方追查，這一撲朔迷離的案件，讓人聯想甚多。

《赤道》亦反映出香港在另一敏感的國際地位，涉及軍火販賣。香港作為「自由港」享譽全球，而各種通關便利，讓香港受不少軍火商青睞。在1980年代，《紐約時報》曾披露中國和北韓將香港作為武器裝備交易場，每年交易額高達5億美元，也認為香港是中國與中東進行軍火交易的中介，而中國出產的輕武器一直在中東戰場頗受歡迎，兩伊戰爭期間，中國就通過香港，對伊拉克和伊朗都出售了軍備──當然這些是否「外國勢力」抹黑，可自行評論。近年來，眾多在香港成立的「空殼公司」，也成為軍火商走私的庇護，例如今年年初被美國制裁的一間國資港企「安徽藍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就被美方認定是阿聯酋商人對伊朗出口軍火和融資的渠道。

有鑒於香港在國際敏感事務方面長期扮演的獨特角色，1997年之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基本上延續了冷戰時期周恩來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亦即不大規模限制香港在情報活動、武器走私等活動空間，但對各方勢力在香港的活動密切監視，從而讓香港成為自己的情報網之一；長期在香港活動的「中國調查員」，相信不少朋友都有所接觸。

根據曾負責港澳工作的中央官員李後回憶，周恩來曾將香港比為「觀測站」，從香港觀察國際動態，將香港作為中國掌握世界情報的橋頭堡。在《赤道》，代表中央的宋鞍就在香港以守為攻，以期監視「赤道」的動態；在現實中，北京處理「斯諾登事件」的態度，守株待兔，也反映出這一立場：按理說，憑藉北京在港的各類正式、非正式情報網絡，不可能不在美國「叛變特工」抵港後第一時間了解情況，然而北京卻一直保持沉默，讓斯諾登接受媒體採訪後離港，方才施施然由香港特區政府回應。這段期間，這宗美國諜報醜聞充分發酵，北京的謹慎也沒有失分，至於有沒有從中獲得其他情報，則非我們能知。這一事例，無疑是香港在北京情報監視工作發揮「前台」作用的代表作。一部《赤道》，可以看出種種香港涉外關係的門道，即使有其他缺憾，也足以令國際關係分析人士感到劇力萬鈞。

沈旭暉 信報月刊 2016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