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如何閱讀最新國際關係學界：一個新理論的誕生?

2016「黑天鵝之年」終結在即，究竟我們可以怎樣閱讀全新的國際關係？本欄一直希望把抽象的國際關係理論帶入現實，讀者想必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流派不感陌生，而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史，即是上述流派之間辯論的歷史。

然而，辯論長期未有共識，新的大理論（grand theory）也鮮有誕生，令不少學者擔憂「國際關係大理論已死」。去年國際研究協會（ISA）的「年度最佳著作獎」由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唐世平獲得，他的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正是近年為數不多的原創「大理論」之一。究竟能否用來解釋新時代？

調和不同理論

這理論創新之處，就是為調和不同理論找到合理的框架。例如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體系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國際格局由各國實力決定，然而不能很好解釋半個世紀以來，各國通過國際機制合作的現實；隨後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的實證，正是基於二戰後各國增進合作的案例，但同樣不能完美解釋「戰前—戰後」國際體系變化的過程。

唐世平認為，上述所謂「大理論」，都有各自的時空局限，而國際體系的變遷是一種「社會演化」，只要把時間加入，考察「物質」與「精神」兩種力量，對不同國際體系的選擇，就能理解世界趨勢，這就是他的理論：「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範式」。

具體而言，他認為人類社會從史前發展至今，經歷了4種國際社會體系：

一、「伊甸園時代」，指原始社會早期，人口較少而資源豐富，人類社會尚未有戰爭出現。

二、隨着人口增長，人均佔有資源和空間不斷下降；同期農耕部落增加、群體認同產生、殺戮效率提高，上述因素共同促使「進攻性國家」誕生，世界進入「進攻性現實主義時代」。在這一時期，戰爭是掠奪資源的方式，戰敗意味己方勢力的消亡，因此對戰敗的恐懼，根植於每一國家的認知中。各方都不認為自己是安全的，也都希望通過削弱別國安全，來鞏固自身安全。

三、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征服或被征服」邏輯，正是促使國際社會轉向防禦性現實主義的根源。在進攻性現實主義時代，各國戰爭頻繁，導致國家數目減少、國家平均實力（國土、人口、資源）增加，防禦成本減少，而征服的代價提高。隨著攻防優勢轉換，「征服變得困難」這一認知，逐漸傳播至整個國際社會體系，國家逐漸將「防禦」作為首選對外戰略。隨著主權、民族主義等觀念興起，征服、外來者統治的成本更高昂，侵略戰爭逐漸被國家拋棄，世界進入「防禦現實主義時代」。

四、 在防禦性現實主義主導的國際社會，各國逐漸運用制度、規範而非征戰處理紛爭，對「制度制定權」的爭奪，成了國家競爭的核心。這也正是二戰至今，國際社會體系逐漸萌發的新特點：擁有不同制度設計觀念的國家各自動員、爭奪制度制定權，試圖將鞏固、複製制度，這一過程，往往以區域為單位實現。而制度的擴散本身，也可對影響國家內部，是為制度的「建構效應」。在這「制度規範化時代」，國家的行動更可預期，戰爭可能性更小，和平得到鞏固，也催生了國家以外的國際玩家。唐世平以歐盟、東盟兩個案例，分析制度的產生及其影響，指西歐在制度化道路上處於世界前沿，而東亞同樣有制度化潛力。

唐世平的「社會演化範式」，對國際體系變遷的分析格局宏大，涉及國際政治、社會、進化論等學科，其中兩個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 第一，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國家間安全體系本質可能不同，各國的認知和戰略思想，也因此存在差異；
 第二，上述四個階段的國際體系演化過程並非不可逆轉，而是可以走回頭路。

了解這些，對我們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演化，或豁然開朗。回顧上世紀五十年代，儘管全球以冷戰格局開啟「防禦性現實主義時代」，但共產中國誕生後，卻以進攻性現實主義認識國際環境，「戰敗恐懼」主導了當時戰略思維。自建國到六十年代後期，中國不懼與美蘇開戰，甚至不畏打核戰爭，都是進攻性現實主義思維的反映。然而，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逐漸增加，其對國際體系的認知也逐漸發展，七十年代之後，中國政府逐漸意識到長期和平是可能的，進而以「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為指導思想，開始向「防禦性現實主義國家」轉型。

中國的「防禦性現實主義」戰略，一直延續至本世紀初，然而正如前述理論預測，在戰爭這一選項被排除後，中國已將「爭奪制度制定權」作為外交戰略重心，今天習近平政府正朝這方向前進。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設立 AIIB、宣傳「中國夢．亞洲夢」等，如此種種，都意在挑戰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爭奪國際／區域制度制定權。

不少歐美學者認為中國此舉會製造國際不穩定性，但根據唐世平的論述，剛好相反：這樣的制度競爭，才是維持「制度規範化時代」穩定的保證：每一種制度設計背後都有權力支持，這樣才會平衡；一旦世界被同一制度囊括（例如「世界政府」），就意味著世界權力分佈的單一壟斷，這對國際社會多元發展絕無裨益。

在唐世平看來，「制度規範化」是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然而，他亦指出，各國如何將競爭限制在制度設計範圍內，才是維持和平的關鍵。一旦某區域的國家放棄了制度化的努力，其行為打破制度化界限、重新將戰爭納入決策範圍，那該區不僅制度化進程會停滯，更有可能倒退回「進攻性現實主義時代」。這對今天中國的外交戰略選擇，有相當警示，也反映了目前國際形勢的關鍵，其實是「制度設計之爭」：中國隨著經濟崛起，希望建立新制度，而美國也必然要捍衛自己從前建立的制度，俄羅斯也是，但習近平和特朗普、普京其實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認為自己的制度能放著四海皆準，這和冷戰時代美國、蘇聯、中國等的作風大相逕庭，也和克林頓－奧巴馬的價值觀外交作風全然不同。假如這是真實，對未來世界的演化，卻不必過份憂慮。

小詞典：ISA年度最佳著作獎

這一獎項由國際關係學界的權威組織「國際研究學會」（ISA）所設，旨在表彰當年國際研究領域最佳著作，由學界提名，專家委員會進行評審，當年獲獎著作自動成為 「ISA十年最佳著作獎」候選作品。唐世平是首位獲得ISA 年度最佳著作獎的亞洲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