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觀察美國大選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把這現象和自己的處境對號入座，包括美國傳統區域安全夥伴新加坡。選舉前後，筆者基本上在新加坡渡過，此間學者、輿論對選情自然十分關注，選後對新加坡有何影響，也被熱烈討論中。

新加坡經濟發展模式與台灣、香港類似，一大支柱是國際貿易。對這類小型、外向經濟體而言，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一直是本地經濟發展命脈所在，而新加坡本身對國際經貿格局的結構性影響力又有限，因此長期以來，只能依賴美國領導的戰後自由主義體系，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進行密切貿易往來。但新加坡對建構自身在國際制度的角色十分積極，除了成為東盟大腦，推動不同國際組織總部設立在新加坡，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積極倡議者，不僅與域內各國訂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還長期致力於多邊貿易協定建設。奧巴馬政府大張旗鼓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協議（TPP），原來就是新加坡等亞太小國牽頭發起，美國才後來加入，可見新加坡這方面的前瞻性。

然而，特朗普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一直表現出傾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甚至在最後一場競選演說中，指明「新加坡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令傳統對美國保護充滿憧憬的新加坡人大為意外。雖然特朗普本人對新加坡不見得抱有敵意，甚至不見得在點名新加坡前有做過認真研究，但他的立場畢竟暗示，或許會在正式就職後，改寫現行的自由主義國際經貿規則。他雖然在當選後有不少弱化跡象，但始終對TPP 就嗤之以鼻，堅持不會讓其通過，令TPP的原發起國新加坡，可能成了「捍衛TPP之戰」的對立面：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上月出訪美國時，還一再向美國政府呼籲「TPP 是檢驗美國對亞太盟友承諾的試金石」，暗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如此出爾反爾，只會令盟友心淡。一旦缺少了美國參與，TPP 將無法達成「升級亞太自由貿易準則」的宏偉目標，新加坡對剩下參與國的商品服務行業配套，也難免要重新檢視。何況美國外貿政策對全球經貿格局有重大影響，而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可能讓全球各區域經濟波動加大，新加坡也難獨善其身。

新加坡對特朗普總統擔憂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即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持續性。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強烈依賴亞太區開放、穩定的海上航線，因此對「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區域秩序，有強烈訴求。美國「重返亞太」之所以受新加坡歡迎，正是後者擔憂近年來日益強勢、偏好「實力外交」的中國，對亞太地區的既有規則造成衝擊。以南海爭議為例，新加坡本身並非島礁、海域聲索國，但在整個爭議過程中，新加坡的姿態十分高調，其駐華大使早前還與《環球時報》主編進行了數輪筆戰，卻引起國內部份華裔一定不滿。新加坡的立場其實非常明確，即將「避免武力」與「尊重國際法」兩條原則擺在最首位，而這二者，正是新加坡在亞太地區維護核心利益的關鍵。一旦美國不再積極捍衛亞太區這些原則，新加坡就會變成出頭鳥，這是不得不防的。

在過去，新加坡與美國在軍事、防務上保持密切合作，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頻繁停泊於新加坡，新加坡也頻頻參與美軍在區內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些防務合作和安全保障，都是新加坡用以進行大國平衡外交的資本。目前，特朗普在亞太的外交理念會否與新加坡相呼應，尚難判斷，但在已公開的戰略裏，不難看到他本質上將戰略部署視為生意談判，只關心美國在其中獲得的利益、和支付的成本，而不會太講求國際理念和道義。特朗普在南海問題上，始終未有表達清晰明確的立場，似乎也是其討價還價「國際生意」作風的伏筆，這就讓東南亞諸國非常擔憂；特朗普政府會否對新加坡一如既往地保持戰略投入、恪守安全承諾，也是一個未知數。新加坡官方則可以向國民派定心丸，例如國防部長黃永宏在特朗普當選後對媒體表示，新加坡在過去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和停泊港口、派兵支援美軍反恐戰爭等，為美國的防務做出很多貢獻，相信美新防務合作會以「互惠互利」為原則進一步發展，對與特朗普政府的合作頗有信心云云。

不難看出，黃永宏這番話，正正是從「談生意」的角度，來闡述與美國未來的防務合作，強調美國的得利與新加坡的付出，以期正中特朗普下懷，因為新加坡畢竟和其他區域大國不同，不算是特朗普口中「搭美國便車」的頭號代表。但假如特朗普有自己的計算方式，不看重東南亞，新加坡卻難免要調整方針。特別是此前新加坡與美國在戰略上的密切合作關係，或多或少引發來自中國的不滿，尤其是中國民間對新加坡「淪為美國附庸、不與中國合作」的指責不一而足，假如美國不再重視東南亞，新加坡在中國面前的議價資本，也將大為減少。對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而言，處於單一大國陰影之下，絕非其利益所在，而且是應該竭力避免的，因此爭取美國停留在本地區，可謂當務之急。假如過去幾年，新加坡的姿態令外交界認為偏向了美國傳統精英的一方，現在特朗普上台，也許是時候適度鐘擺，才符合小國生存之道。

最後，是次美國大選過程中暴露的身份認同政治、階層矛盾等社會議題，也令新加坡社會有一定衝擊。民調顯示，新加坡人超過六成傾向支持希拉里，特朗普當選讓不少人大吃一驚，李顯龍總理在特朗普獲勝後發表在 Facebook的「祝賀」語中，坦言是次大選正如6月英國脫歐公投一般，反映出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對重塑身份認同的渴望，他的受眾除了是特朗普，似乎更包括國內同胞。畢竟這些影響社會政治生態的因素不止見諸歐美，也在近年新加坡社會中浮現：近年來新加坡社會貧富差距也在逐步擴大，本地社群對外來移民的觀感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這在李光耀逝世前的一次補選已有充份反映。但與此同時，新加坡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高質量的移民人口，都有結構性的巨大訴求，不可能像美國、英國那樣變得完全受民意主導。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本地社會福利再分配、本地身份認同和新移民之間的並存，就成為未來新加坡政治穩定的關鍵。不過特朗普式的政客，始終難以在新加坡民主複製，因為新加坡法律對預防種族衝突有大量設計，執行得很嚴格，不少特朗普的話放在新加坡，早已是犯法言論，而放在新加坡身處的敏感區域環境，這些法規的功用，卻實在不能否定。在全球邁向動盪的大時代，新加坡依然是相對穩定、可測的宜居綠洲，已經殊不容易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