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們談過陳冠中平行時空小說《建豐二年》的國際關係觀（見本報1月4日A22頁），不過留白了最有趣的一個章節未談。那是講述西藏的一章，不少內容暗合筆者曾在學術期刊提出的「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等概念，令人讀得十分興奮。
所謂「烏克蘭模式」，是指在冷戰時代，蘇聯在聯合國擁有三票，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是聯合國獨立會員，開啟主權國家在聯合國的灰色地帶；所謂「梵蒂岡模式」，指墨索里尼通過賦予教宗象徵式的土地，讓梵蒂岡成為意大利境內的微型主權國家，意大利卻得到天主教廷的全球影響力，令國勢大增；所謂「芬蘭化」，則是指北歐國家芬蘭抵抗蘇聯兩次入侵後，以保持中立、避免變成反蘇基地、取締境內反蘇言論，換取蘇聯不再進逼，最終避過成為共產國家的下場，更躋身全球最富庶國家之列。
這三個模式來到陳冠中的小說筆下，有什麼發展？根據他的寓言，國民黨勝出內戰、統一中國後，依然需要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民族主義已成熟，不可能容許西藏維持實質獨立狀態。但國民黨對宗教相對寬容，漢藏高僧會在兵戎相見前，召開「全國祈福大會」，製造和談氣氛。在現實世界倒向中共的阿沛．阿旺晉美，會代表西藏和國民黨談判，最終也談出類似現實世界的「西藏十七條」，實質上就是「一國兩制」。
在陳冠中筆下，一方面，由於國民黨依然充斥派系主義，強行改變西藏內部結構的動力比共產黨低，令西藏人民反抗「大漢族主義」的情緒比現實世界來得弱。
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是美國及印度盟友，達賴喇嘛要令西藏避免成為反華基地，也比現實世界容易，國民黨就沒有口實改變一國兩制（「芬蘭化模式」）。雖然雙方的民族主義者都希望撕毀協議，但隨着西藏逐漸現代化，達賴喇嘛的全球影響力也加強中國軟實力（「梵蒂岡模式」），中國則明白到讓西藏以非獨立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對自身也有好處（「烏克蘭模式」），雙方達到雙贏，「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更成為解決新疆問題、香港問題的樣板。
民主本土互為表裏
這樣樂觀的結局，自然是陳冠中的一廂情願，那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出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首先，國民黨在西藏強行推動土改、漢化等的意欲，確實比共產黨低，也更懂得利用宗教建立軟實力（可參見隨國府遷到台灣的蒙古章嘉活佛的待遇）。但就算民族矛盾局部解決，達賴喇嘛願意跟隨全國政制，破壞一國兩制的土壤依然存在，因為激進民族主義總會與地方上的「非既得利益派」結盟，希望通過改變體制，爭取自身利益。就算西藏權貴多麼小心「芬蘭化」，避免觸怒中央政府，新一代是不容易接受的，只要手段高壓，就會惹來獨裁、反民主的批評，在全球化時代，難免出現民主化、本土化互為表裏的運動，也難免和境外意識形態有所交流。那時候下場如何，還在兩可之間，不能盲目樂觀。
這一節表面上說西藏，其實處處隱喻香港。儘管筆者對平行時空的「西藏一國兩制」未如陳冠中樂觀，但也相信的確有成功機會，現實的香港「一國兩制」就不然了。根據作者思路，假如北京和香港都懂得上述三個模式的智慧，互不走極端，一方在非核心利益範疇向中央讓步、不予強硬派口實，另一方發現保留境內不同制度對國家的長遠利益，「一國兩制」就不會弄至如斯田地。問題是，是否香港人懂得「芬蘭化」，就能得到「善終」呢？
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和西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個有認受性的agent，能代表香港和中央博弈。達賴喇嘛在西藏一錘定音，要控制內部激進勢力也好、對中央妥協也好，起碼有機制處理。更重要的是，「西藏領袖怎樣產生」這問題，本身不是一個爭議問題，因為達賴喇嘛即使只當精神領袖，只要中央不硬來，影響力也能體現。
欠缺認受性代表
但在香港，即使是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已不斷強調沒有香港人代表，不搞「三腳凳」。本來中英有「直通車」，預計第一任特首是「親英」的，這人或許還能稍稍討價還價，但偏偏直通車拉倒，特首被看作中央代言人，民間領袖則沒有相應地位，任何香港人都可以被演繹為「代表香港部分聲音」，自不可能和北京有效博弈。香港的最大爭議，偏偏是如何選出領袖，這問題是一地權力何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民主國家，寫出來的往往也是虛的，實際上只能以角力解決。既然回歸前沒有解決，就是暗示以20年後的力量對比來解決，這只會令中央對香港充滿控制慾：香港一旦出現新領袖，由下而上得到權力，中央強硬派眼中的不可測性就大了。
中英談判的最終結果，居然讓這個關鍵問題按下不表，製造一場「如何產生領袖」的博弈，讓強調國家利益、舉國體制的中央在一方，讓沒可能有領袖、沒有籌碼、不能有外援的港人處於另一方，「到時先算」，在國際關係角度看來，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悲劇在中英談判後、主流民主回歸派一致擁護之時，就幾乎注定產生。可惜，那不是平行時空，卻是我們的現實。無論務實也好、激進也好，也難令歷史推倒重來，正如《建豐二年》畢竟是「新中國烏有史」。看看小說內的風雲人物，像1968年拿諾貝爾文學獎的老舍，在現實世界的1966年有何下場，才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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