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不再宜居，我一直都在建構一種生活，以台灣、新加坡、日本等文化相近的地方為根，這除了是生活習慣、歸屬感，也是不少前人的智慧。近來在這些地方認識了不少前輩，頗多名人之後，家學淵源，令人對甚麼是身份認同更有所感。
容應萸教授是日本的國際關係學者，專門研究東亞關係，是少數曾在日本當大學副校長的女性。提起她的家庭，原來她父親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前院長容啓東教授，祖父容星橋是晚清120名留美學童之一，而晚清留學第一人容閎、也就是挑選幼童出國的負責人，是容星橋的族兄。是以容應萸的年代雖然和容閎相距甚遠，但按族譜，依然是容閎姪孫。容家不是大富之家，卻是最早體現全球化的華人家庭之一，容星橋出國後發現世界很大，不能困在中國，於是把11名子女中的8人一律送到美國，再下一代幾乎一律在海外學習，散居全球。
容應萸教授平易近人，會在Facebook暢所欲言，專門約我到橫須賀參觀海軍基地，言談間處處顯出對中國、日本都恨鐵不成鋼的情懷。她在日本留學時投身左翼運動，笑說當時示威比現在激進得多，不少當年戰友雖然都像她這樣，在主流社會得到位置，但每逢發生大事，還是自然而然走出來，像反對安倍的安保法案。不過今天日本年輕人普遍「討厭政治」，已不是上一代人所能改變。與此同時，容教授對中國近年的外交作風也高度批判，對財大氣粗的中國新一代不過眼，不時會挑戰中國留學生的價值觀。她依然熱愛香港，同情雨傘運動的學生，更義務在日本開班教授廣東話，擔心日本人會忘記香港的身分認同。她的丈夫來自新加坡，同樣操流利日語，他們在日本的生活，體現了獨特的亞洲文化大雜燴。
談起新加坡，一位新加坡朋友鍾庭輝律師的身份認同，也十分有趣。他的祖父鍾秀南是民國軍人，曾參加廣州起義、加入同盟會暗殺團，後來成為陳炯明將軍（即和孫中山爭天下那位）的左右手，曾親自開砲攻擊孫中山，事後卻獲孫送贈「天下為公」墨寶。鍾秀南後來活躍海外，和洪門弟兄成立致公黨，致公黨今天卻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可的「民主黨派」之一。傳到鍾律師這一代，他本人成了最早移居新加坡的一批香港人，一方面知道祖父祖墳在民革期間被挖，遺骸被褻瀆，另一方面從小被父親灌輸愛國思想，獲邀到北京閱兵，自己卻接受新加坡國民教育、並服兵役，又熱愛日本文化，修煉劍道，子女則在海外讀法律。這樣的身份認同，不可能單是面向中國、新加坡或香港，而是有一種超越狹隘地域主義的人文關懷。曾幾何時的香港精英，誰不是如此？可惜。
小詞典：晚清留美幼童
容閎成為中國首位到美國的留學生後，回國向曾國藩、李鴻章倡議挑選幼童赴美留學，以學習海外先進經驗和知識，獲清廷首肯，在1872-1875年前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到美國留學，幼童平均年齡12歲。計劃原訂為期15年，但中途出現大量文化衝突，被保守派官員攻擊，清廷在1881年下令把全體學生召回。這批學生回國後不少獨當一面，包括詹天佑、唐紹儀、周壽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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