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大選現場的港人

台灣大選期間，關注的除了台灣人，也包括不少香港人。選舉期間身在台灣的香港各界人士名單極其壯觀，可算是在香港也難得一見的social gathering。究竟有誰在哪裏？

親身碰見而又直接認識的人已有數百，例如台灣官方邀請了數個代表團，包括學者團（馬嶽、李鵬廣、葉健民等）、傳媒團（李怡、劉銳紹、劉瀾昌等）、政黨團（梁家傑、陳婉嫻、單仲楷）等，以及各自的第二梯隊。不少學校安排了老師帶學生訪問，遇到的有港大、浸大與樹仁等。眾多政團亦自行安排活動，例如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院；不少議員以其他身份出現，例如梁美芬。此外，學生領袖與台灣公民社會搞了不少座談，音樂人專門過來支持閃靈樂團；文化人則紛紛在咖啡店聊天，還有司徒夾帶等Youtubers不斷拍片。假如在蔡英文最後的造勢晚會有人高喊廣東話，定必和者甚眾。

與此同時，據說香港的茶餐廳茶客也討論起台灣選舉，反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卻完全帶動不了民間氣氛。在社交媒體，那幾天都是台灣新聞「洗版」，尤其是「周子瑜事件」，更令香港年輕人感同身受。這種心態，已並非早年那種純粹的「體驗民主」或「觀摩選舉」可比，而是變得更為悲涼。如何提醒台灣人避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似乎已成為在台觀選的港人，包括不少親建制中人的最大公因數。然而，若說人人都如此感懷，卻也不盡然。

參與感較真改變更重要

還是在台的外國記者旁觀者清，例如一位好奇地問筆者：你們香港的選舉跟台灣的完全不可比，其實還來幹嘛？台灣選民可以變天，連新加坡選民也可以變天，但香港選民無論怎樣投，技術上也是變不了天的。

我想，是的。來到台灣，其實為的不是參與，而是「參與感」。

民主政治有數項功能，真正通過選票改變是一種，但成熟民主社會的客觀情況，通常是有種種超穩定結構，「真改變」其實極難。但透過投票，能夠產生一種參與感，有時候，這種跟社會形式上的聯繫，較改變本身更為重要。

在香港，立法會存在一個分組點票的「超穩定結構」，特首選舉心知肚明，區議會的職能則十分有限，在行政主導的政體，一國兩制的框架，選舉原來也不過是一種釋放民情的手段。高明的管理策略，往往是在非關鍵地方作出讓步，提高大眾的「參與感」，讓人有「成功爭取」的希望與幻像，社會才能維持基本穩定。台灣雖然也有不少民粹元素，部分選民的質素與香港最偏執的一群不相伯仲，但通過選舉大釋放後，願選服輸，穩定也就得以確立。

參觀過台灣選舉後，有的年輕人興致勃勃，認為香港也要效法台灣，但當他們想深一層，看見那個超穩定結構，不免心灰意冷。不少人認為這是政體的問題，導致香港跟台灣之不可比，是的。

但只要管治得當，即使沒有民主而只有「參與感」，而不是把反對派往死裏打，讓他們連一塊擦膠也爭不到，民情何至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