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選後，中國內地網民大舉翻牆「進攻」蔡英文的Facebook專頁，並以其他港台媒體及公眾人物賬號「陪鬥」，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以往學界傾向相信，互聯網會成為挑戰威權政體的有效工具，能促進公民社會發展，並以北非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為「成功」案例。但對這假設，筆者身為多年追蹤網絡民族主義的人，從來不敢苟同。且讓我們先回顧這一觀點的代表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楊國斌的《中國互聯網的威力》及其相關文章，再作討論。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公民社會」由公共生活中的「非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構成，又稱「公共社群」（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包涵社區、 NGO、工會、慈善組織、專業團體等。在〈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一文，楊國斌將「公民社會」概念拓展到網絡空間，命名為中國的「網絡公民社會」，指「在互聯網上展開公民行動的個人和群體」，形式包括各類論壇、博客、網絡通訊群組等。
楊國斌對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頗為樂觀，認為互聯網有助中國公民社會壯大，其背後的邏輯框架乃「多元互動」，而這概念來自國際關係的「複合互相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論。根據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Nye）的論述，「複雜互相依賴」的國際關係格局，令傳統「硬實力」如軍事實力的影響相對弱化，「軟實力」的影響力則相對加強。楊國斌則指出，中國多元化的社會結構將令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力量壯大，繼而對政府的統治地位產生衝擊，互聯網能為公民組織行動、公民話語傳播提供更便捷的平台，公民社會的發展，又為互聯網提供社會基礎。
當然，政府是不樂見這情況的，因此會管制及打壓他們，但楊國斌相信在這過程中，卻能激發網民的創造性，用更富創意的方式自由表達。與此同時，他相信網絡經濟的發展，能推動互聯網社區的壯大，為網絡公民社會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而上述互動發生在全球化時代，也能打破國界，為中國公民組織與國外NGO交流提供便利。
基於以上分析，楊國斌認為中國的公民社會與互聯網相互依賴，認為互聯網帶來的衝擊，可體現為三方面：（1）以網絡表達和交流為主的「文化革命」；（2）以普通網民參與社會行動為特徵的「社會革命」；（3）最以「草根民主」為核心的「民主實踐」。然而，當我們仔細考察中國當下的社會政治生態，卻不難發現，互聯網對中國的影響，卻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中國「公民社會」生態與其他地方全然不同，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並非完全自由，也沒有多元民主政制，這二者卻是西方學界肯定的公民社會必要條件。因此，「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不具有嚴謹的組織（否則將為官方所不容），也未能形成統一的利益共識，更非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而是正如拙作《解構中國夢》指出，以「散離」形式尋求發聲。只要政府能引導一些網上群體朝某方向發展，賦予他們發聲的持份，這些群組得到「充權」後，很容易蓋過知識分子主導的群體，卻主導原來屬於公民社會的潛能。這個模式在完全開放的互聯網世界是不行的，在完全封閉的互聯網世界也是不行的，唯獨在中國的「半開放模式」，既能讓網民在某前提下「暢所欲言」，盡情釋放民粹，順道釋放其他不滿，又能防止越過底線。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在楊國斌的論述中，政府處於「被動應變」的地位，往往在輿論發酵後才試圖「管控」之；然而在現實中國，政府不僅管控言論，更主動「引導」言論，對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也能與時俱進。一方面，政府對有組織、有影響力的敏感網上言論，多能有效阻隔，致使互聯網的公民話語碎片化，遑論真正行動。另一方面，政府與網民在互動中已形成一種默契，能引導網民通過特定的表述，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以擁護政府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正是官方接受的表述模式。於是我們看到，從知識分子到草根民眾，在網絡發表見解主張或利益訴求時，為求政治正確、順利發聲，大多都依託於「國家—政府」這複合體而存在，往往主動撇清與境外機構的聯繫，甚至會慷慨激昂「批評」政府不夠愛國，才說出自己真正所想。
藉民粹助維穩
中國政府也懂得利用互聯網主動製造議題，尤其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夢」、「反腐」等話題無不由官方背景的新媒體引導，而我們必須承認，這議題本身確實深得民心，變相令政府得到更多網絡授權，去進行未來的「網絡導向」。
何況在互聯網普及前，中國的話語權往往為少數知識分子掌握，即使是文革後，政府也不能珍視之，然而隨着互聯網大範圍普及和「用戶產生內容」的Web 2.0革命，一般草根網民，只要懂得設定議題，就能挑戰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壟斷地位。雖然其他國家的網絡世界也存在「反精英主義」，但真正的民粹主張還有其他方式表達，不像在中國，互聯網已成為最有力「顛覆（政府以外的）權威」的平台。另一方面，隨着網絡內容不斷豐富， 民眾對單一事件的關注就會下降：基歐漢和奈伊稱之為paradox of plenty，誰能掌握受眾的關注度，誰才有影響力。只要政府在中國的社會和網絡環境，懂得以「自己的方式」引導一般民眾的關注點，以維繫政府權威為基礎，消解傳統精英的話語權，或將矛盾從國內轉移至國外，就能以民族加民粹主義，強化政府的合法性，而互聯網反而成為政府的維穩工具。即使在民主國家如美國，也有大量類似言論，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支持者的論壇即蔚為奇觀，但畢竟在現實世界有大量制衡；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試想像在文革期間，要是互聯網已普及，會是怎樣一種恐怖？
由此可見，楊國斌對中國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分析，未免過於單純。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最新統計，截至去年6月，中國網民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48.8%，還製造全球獨一無二的龐大內需商機，卻依然自絕於國外，可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結構。俄羅斯的網絡比中國更開放，公開批評普京的網站及論壇極多，但俄羅斯親政府團體主導的網絡管理同樣奏效，也能強化「普京式民主」，何況管理技術更直接的中國？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言時，強調尊重各國「網絡主權」，與互聯網文化本身強調的自由訊息流動自然大有出入，這卻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軌跡，且已是既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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