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美國大選：精英政治的終結?

對今年美國大選，美國國內愈來愈多聲音對這場「鬧劇」不滿，亦有評論認為是次大選暴露出美國制度的弊端：要不是選舉被認為只能維護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就不可能崛起。中國國內輿論更是充分借題發揮「民主失敗論」，不贅。

來自政經軍領域

其實，學界不乏對美國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研究，如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是這方面專家。他著有The Power Elite一書，關於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此情此景，很值得我們回顧。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權力」，其實是由小部分精英壟斷，他們掌控了社會關鍵機制的關鍵職位，坐擁龐大既得利益，選舉不過是他們內部利益分配的小程序。米爾斯眼中的「精英」或「既得利益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領域，進一步可分為6類：

第一類：

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顯赫家族，他們祖輩聚居於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區，不僅彼此熟悉，家族後代還互相聯姻，形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實際上的王室。

第二類：

明星，通常是媒體、娛樂、體育巨星，具有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

第三類：

高級行政人員，包括主要行業的龍頭企業CEO、行業協會主席。

第四類：

財閥，包括各大土地持有者，以及主要企業的主要持股人。

第五類：

軍工高層，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心官員，以及軍方高級將領。

第六類：

「政治集團」，由以美國總統為代表的聯邦政府核心官僚組成。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儘管只是從屬於其他利益集團，但對一般人而言，依然高高在上。

根據米爾斯的精英政治理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金字塔形的三層結構：最頂尖階層是少數精英，中間階層是龐大的執行人員、技術官僚，下層則是大眾。美國社會的權力分配，就是由上至下：最上層的精英階層掌控了關鍵問題的決策權，根據內部共識，作出方向性決策；然後，這一決定交由社會中層各界別執行；一般大眾往往只是被告知精英集團的決策，對其鮮有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方向是由白宮、五角大樓等最頂層精英做出，執行則牽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各方面的複雜、長期協調。公眾在戰略推出前，接受了杜魯門政府大規模關於「蘇聯邪惡政權」的公關宣傳，但始終沒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也就是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環節，卻受到決策的深遠影響。

把大眾關注點引向「how」

這個精英政治模式，有兩點值得我們今天重新注意。首先，從權力來源和分配角度看，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治，實在相差甚遠：後者強調人民作主、由下而上的權力授予，上層政府機構和各類官員理應順從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不是相反。

其次，選舉在精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按照米爾斯的論述，精英階層制定方向性政策後，執行過程會交由中層官僚負責，而這一環節，正是美國各式選舉的舞台。職業政客可以代表不同選民，但他們的辯論、選舉過程，其實是在爭論「如何」具體執行（精英階層既定的）政策目標，而非對這一目標本身進行諮詢。

職業政客、傳媒等中層機制，也會有意塑造議事規則和輿論導向，把大眾的關注點引向「how」、而非「why」。如此，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始終不受選舉影響，agenda-setting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中產官僚也能在精英的夾縫中，享有剩餘權力，以及憧憬被吸納進精英階層的快感。

米爾斯的精英政治模型，不能算是政治學主流，但近年相關實證陸續發表，米爾斯的框架也愈來愈受尊重。最著名的是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佩奇（Benjamin I. Page）的研究，兩人分析了美國政策的相關民調，確定美國當代社會中，顯赫的個人、商界精英和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具有極顯著影響力，而一般大眾，以及各種草根團體，則無法獨立影響政策。

然而，精英政治模式是否意味對人民利益的背叛？米爾斯卻不認為完全如此。首先，美式精英政治並非如威權政體一般，通過壓制公民自由與利益，作為統治階層的執政手段；精英階層的組成，也並非單純依賴血緣。相反，米爾斯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除了控制各領域的關鍵職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共享的價值觀，例如對自由主義、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有限政府等理念的完全信奉。

這些價值觀，是精英自幼接受非常相似的家庭和教育所致；而這一精英文化，又可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也就成了全國國民的向心力所在。這就像本來的香港，無論商界、公務員、「建制派」、「泛民主派」，甚至親北京陣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信奉同樣的精英價值，抗拒、也看不起鬥爭為綱的思維，那是根深柢固的文化使然，要改變殊不容易。

民粹領袖還未出現

美國精英階層絕不是一個封閉、固化的階級。一個底層人士經過個人努力（和極好的運氣），也有可能躋身所在領域的金字塔頂；如果他與其他精英享有共同價值觀，也會被吸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是從非頂級精英出身，走入精英的典型。

美國精英階層還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在他們的世界觀，一切皆為「更便利的商貿環境」服務，而這正是他們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礎，意味着他們與社會各行業的聯繫非常緊密，不可能完全「離地」。一旦民眾對某一政策爆發不滿，會直接影響精英階層的利益，於是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精英就會作出反應，以求達到新的平衡（equilibrium），而不會像一些劣質領袖那樣，凡事訴諸二元對立和鬥爭。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精英政治現實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公民自由，始終得到較好的保障，也根本戰勝了共產主義體制。然而，精英政治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兩者的關係，乃政治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次特朗普帶來的旋風，只會把這些矛盾全面展露人前。

無論如何，特朗普依然是精英集團的一員，他一生的奮鬥、千方百計搬入紐約得到「紐約人」身份、通過捐款和高爾夫球結識克林頓夫婦等，都反映他的追求，不過是擠入那個圈子，不可能對社會潛規則帶來根本改變。

就像主導英國脫歐的約翰遜，根本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徹頭徹尾精英，言行之間的差距，乃眾所周知。假如美國民眾真的有強烈訴求，無論特朗普當選與否，一個真正顛覆精英政治的代言人，還是會早晚出現；那時候，才是劃時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特朗普不過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客，真正的民粹領袖還未出現呢。

小詞典：Social Register

Social Register 是指19-20世紀期間，美國各大主要城市均有出版、記錄本市「顯赫的美國家庭名錄與地址」的名單。能被這份名單列入的美國家族，都被視為具有極高社會地位、和廣具影響力的人脈，他們出入相同的會所，彼此的社交圈高度重疊，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