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

2016美國大選:精英政治的終結?

對今年美國大選,美國國內愈來愈多聲音對這場「鬧劇」不滿,亦有評論認為是次大選暴露出美國制度的弊端:要不是選舉被認為只能維護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就不可能崛起。中國國內輿論更是充分借題發揮「民主失敗論」,不贅。

來自政經軍領域

其實,學界不乏對美國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研究,如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是這方面專家。他著有The Power Elite一書,關於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此情此景,很值得我們回顧。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權力」,其實是由小部分精英壟斷,他們掌控了社會關鍵機制的關鍵職位,坐擁龐大既得利益,選舉不過是他們內部利益分配的小程序。米爾斯眼中的「精英」或「既得利益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領域,進一步可分為6類:

第一類:

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顯赫家族,他們祖輩聚居於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區,不僅彼此熟悉,家族後代還互相聯姻,形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實際上的王室。

第二類:

明星,通常是媒體、娛樂、體育巨星,具有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

第三類:

高級行政人員,包括主要行業的龍頭企業CEO、行業協會主席。

第四類:

財閥,包括各大土地持有者,以及主要企業的主要持股人。

第五類:

軍工高層,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心官員,以及軍方高級將領。

第六類:

「政治集團」,由以美國總統為代表的聯邦政府核心官僚組成。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儘管只是從屬於其他利益集團,但對一般人而言,依然高高在上。

根據米爾斯的精英政治理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金字塔形的三層結構:最頂尖階層是少數精英,中間階層是龐大的執行人員、技術官僚,下層則是大眾。美國社會的權力分配,就是由上至下:最上層的精英階層掌控了關鍵問題的決策權,根據內部共識,作出方向性決策;然後,這一決定交由社會中層各界別執行;一般大眾往往只是被告知精英集團的決策,對其鮮有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方向是由白宮、五角大樓等最頂層精英做出,執行則牽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各方面的複雜、長期協調。公眾在戰略推出前,接受了杜魯門政府大規模關於「蘇聯邪惡政權」的公關宣傳,但始終沒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也就是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環節,卻受到決策的深遠影響。

把大眾關注點引向「how」

這個精英政治模式,有兩點值得我們今天重新注意。首先,從權力來源和分配角度看,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治,實在相差甚遠:後者強調人民作主、由下而上的權力授予,上層政府機構和各類官員理應順從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不是相反。

其次,選舉在精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按照米爾斯的論述,精英階層制定方向性政策後,執行過程會交由中層官僚負責,而這一環節,正是美國各式選舉的舞台。職業政客可以代表不同選民,但他們的辯論、選舉過程,其實是在爭論「如何」具體執行(精英階層既定的)政策目標,而非對這一目標本身進行諮詢。

職業政客、傳媒等中層機制,也會有意塑造議事規則和輿論導向,把大眾的關注點引向「how」、而非「why」。如此,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始終不受選舉影響,agenda-setting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中產官僚也能在精英的夾縫中,享有剩餘權力,以及憧憬被吸納進精英階層的快感。

米爾斯的精英政治模型,不能算是政治學主流,但近年相關實證陸續發表,米爾斯的框架也愈來愈受尊重。最著名的是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佩奇(Benjamin I. Page)的研究,兩人分析了美國政策的相關民調,確定美國當代社會中,顯赫的個人、商界精英和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具有極顯著影響力,而一般大眾,以及各種草根團體,則無法獨立影響政策。

然而,精英政治模式是否意味對人民利益的背叛?米爾斯卻不認為完全如此。首先,美式精英政治並非如威權政體一般,通過壓制公民自由與利益,作為統治階層的執政手段;精英階層的組成,也並非單純依賴血緣。相反,米爾斯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除了控制各領域的關鍵職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共享的價值觀,例如對自由主義、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有限政府等理念的完全信奉。

這些價值觀,是精英自幼接受非常相似的家庭和教育所致;而這一精英文化,又可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也就成了全國國民的向心力所在。這就像本來的香港,無論商界、公務員、「建制派」、「泛民主派」,甚至親北京陣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信奉同樣的精英價值,抗拒、也看不起鬥爭為綱的思維,那是根深柢固的文化使然,要改變殊不容易。

民粹領袖還未出現

美國精英階層絕不是一個封閉、固化的階級。一個底層人士經過個人努力(和極好的運氣),也有可能躋身所在領域的金字塔頂;如果他與其他精英享有共同價值觀,也會被吸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是從非頂級精英出身,走入精英的典型。

美國精英階層還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在他們的世界觀,一切皆為「更便利的商貿環境」服務,而這正是他們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礎,意味着他們與社會各行業的聯繫非常緊密,不可能完全「離地」。一旦民眾對某一政策爆發不滿,會直接影響精英階層的利益,於是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精英就會作出反應,以求達到新的平衡(equilibrium),而不會像一些劣質領袖那樣,凡事訴諸二元對立和鬥爭。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精英政治現實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公民自由,始終得到較好的保障,也根本戰勝了共產主義體制。然而,精英政治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兩者的關係,乃政治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次特朗普帶來的旋風,只會把這些矛盾全面展露人前。

無論如何,特朗普依然是精英集團的一員,他一生的奮鬥、千方百計搬入紐約得到「紐約人」身份、通過捐款和高爾夫球結識克林頓夫婦等,都反映他的追求,不過是擠入那個圈子,不可能對社會潛規則帶來根本改變。

就像主導英國脫歐的約翰遜,根本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徹頭徹尾精英,言行之間的差距,乃眾所周知。假如美國民眾真的有強烈訴求,無論特朗普當選與否,一個真正顛覆精英政治的代言人,還是會早晚出現;那時候,才是劃時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特朗普不過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客,真正的民粹領袖還未出現呢。

小詞典:Social Register

Social Register 是指19-20世紀期間,美國各大主要城市均有出版、記錄本市「顯赫的美國家庭名錄與地址」的名單。能被這份名單列入的美國家族,都被視為具有極高社會地位、和廣具影響力的人脈,他們出入相同的會所,彼此的社交圈高度重疊,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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