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國作家姜戎的小說《狼圖騰》大受歡迎，十年後的今日，終由法國導演尚積葵阿諾（Jean-Jacques Annaud）拍成同名電影。原著小說是姜戎在文革期間，到內蒙古草原「插隊」十一年經歷的自白，講述知青響應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到內蒙草原與鄉民一同生活，體會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小說當年極暢銷，甚至被譽為「毛語錄」之後在全國流通量最高的書籍，故事主旨也被引申出不同解讀，例如被視為新中國經商策略導讀、甚至戰爭兵法，也引發了一番圍繞「狼圖騰」意象與法西斯主義的論爭。但究竟電影的真正意義在哪裏？
「狼性」象徵法西斯主義？
一眾評論，大多集中在《狼圖騰》的「狼」，並圍繞這展開政制論爭。某程度上，這確是值得探索的。在姜戎筆下，蒙古牧民對草原野狼又愛又恨，狼一方面攻擊牧民及牲畜，但另一方面也吃掉地鼠等動物，維持草原適合放牧，因而村民保護野狼，被外人視為圖騰崇拜。小說中，蒙古老人畢利格指初到當地的陳陣和其他大陸知青像羊，骨子裡懼怕狼，千百年來成長於農民社會，失卻了牧民祖先的氣慨。陳陣在草原上與狼群多番接觸，似乎被「蒙古化」了，甚至養了一頭小狼。在尾聲，他對同伴分析，中國近百年不斷被列強入侵，是由於農民社會支撐着一種「羊性」，凡事只懂逃避。
這結論是否全書的畫龍點睛、還是被借題發揮，見仁見智。一派解讀認為，姜戎通過小說表達對「狼性」的崇拜，乃宣揚中國應拾起蒙古帝國時期的擴張主義，在民族主義中，摒棄農民的「羊性」基因，改以牧民「狼性」為國家特質。小說發表時，還沒有「中國夢」口號，但電影上映期間，卻正值習近平外交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大展拳腳之時，爭議自然更大。
持這觀點的代表，包括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他早前在新浪微博發文，抨擊小說歪曲史實，虛構蒙古人祖先崇拜「狼性」，認為狼精神跟蒙古人崇尚的草原精神背道而馳，後者包括薩滿教思想（相信萬物有靈）和佛教精神，相反，「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敵」、「狼並無團隊精神」、「狼貪婪自私冷酷殘忍」，「宣揚狼精神是反人類法西斯思想」。其實，早在《 狼圖騰》小說推出時，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也曾批評指：「對德國人來說，《狼圖騰》充斥法西斯主義思想，這本書讓中國丟臉。」
姜戎則反駁謂，自己只強調狼的正面特質，包括對自由的渴望和頑強的生命力，並指中國人民若能摒棄「羊性」，而拾起狼的這些正面特質，將能擺脫專政政權壓制，實現中國民主。從他的個人履歷看來，也不大像「法西斯主義者」。姜戎早年雖然當過紅衞兵，但自稱經常私藏「封資修」書籍，選擇到內蒙古插隊，就是因為較容易帶着禁書上路。返回北京後，他參與了文革後的「北京之春」，曾加入《北京之春》任總編輯，發表過不少對中共的批評，後來更因參與八九學運被捕，1991年才獲釋。他強調支持民主和個人主義，表明擔憂中國若不展開民主化，將成為「另一個納粹德國」。這些，都和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背道而馳。
《狼圖騰》的左翼生態主義思想
假如我們不當《狼圖騰》是右翼讀物，其實，也可以把它算作左翼小說來看：畢竟，姜戎曾對西方媒體自稱是「左翼思想家」。《狼圖騰》被扣上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等概念，令其關於生態環保的探討被人忽略，而後者對今天中國的發展更有討論價值。
從生態保護主義的角度看，蒙古牧民信仰「生態整體主義」（ecological holism），乃遊牧民族自古在草原上與萬物共生的生活哲學。蒙古人認為，人、馬、羊，以至野狼、地鼠等，全都是「小物種」，彼此平等共生，互相不能欠缺，一同依附大草原才能生存。當野狼對人類、禽畜造成威脅，蒙古人也會殺狼，但絕不會將狼群滅絕，因為他們明白，只有維持生態平衡，所有物種才能各自獲得最大的生存效益，大自然才能保存。
相反，中原漢人來自務農社會，信仰的是「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以人類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為終極目的，大自然的資源僅為人類所用。這對立，才是貫串電影的主軸，也是寓言所在：從農牧區轉到草原上任的領導包貴順，因一批蒙古戰馬被野狼殺死，而率領獵戶大舉滅狼，結果草原生態鏈缺少了狼，地鼠、瀨子為所欲為，把草原吃光，最終，蒙古牧民也被逼遷移，說明即使是人，違背了自然，最終會自食其果。
生態保護主義與民族矛盾
從不同生態觀延伸的，卻是敏感的民族矛盾。「生態整體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不但是蒙古族和漢族的對立，也影響到雙方邊緣社群的發展方向。例如追求現代價值而拋棄傳統草原信仰的年輕蒙古牧民、開始與漢族同化的蒙古部落、謀狼皮以獲利的獵戶商人等，都與漢人中央領導連成一氣，因為他們對自然生態的概念，都取決於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正如英國生態政治學家Terry Gifford指：「生態觀是社會建構概念」，往往是教育與政治經濟角力落敗，令人類為一己私利而肆意破壞環境。
自2000年代推動的「西部大開發」，體現了東部城市和西北草原、中央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可說是《狼圖騰》的現代版，不過衝突換了民族而言。早在2001年，《大地》雜誌一篇題為〈打造大西北的經濟航母〉的文章，就提出一系列必要實行的生態戰略，例如「以環境保護為重點，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特色產業為突破，實施城鄉協調發展戰略」等，以保護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地區，否則只會破壞民族團結。可惜發展和民族矛盾，往往是並存的：青藏鐵路通車後數年，已出現沿線荒漠化現象，除了生態遭破壞，鐵路本身也受損，令一些藏人對「發展是硬道理」感到不滿，流亡藏人的批評尤甚。例如「藏人行政中央環境發展項目辦公室」負責人丹增諾布接受《西藏之聲》訪問時，多番駁斥中國官員指草原沙化源於過度放牧之說，並引用研究指遊牧反而有助保護草原，相信過度開發、強逼牧民集中定居，才是草原沙化的主因。
時至今天，在更宏觀的「一帶一路」戰略下，這生態與發展帶來的民族矛盾，涉及中國與西進沿途國家的關係，只會倍加敏感。例如中國與緬甸，近年就因為「伊洛瓦底江水壩計劃」鬧得很不愉快：2011年，緬甸宣布因民意反對，擱置中國資助的水壩工程，而當地改革派及環保人仕一直擔心，水壩會影響水流和生態。加上水壩選址位於伊洛瓦底江源頭，克欽族人奉該處為聖地及緬甸文明發源地，甚至因工程爆發過騷亂。類似案例，隨著當中國大興土木，要把基建帶到整個亞洲，只會越來越多。「一帶一路」帶來的生態衝擊能否為當地人接受，足以影響整個計劃的成敗。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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