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少國際音樂家走紅中國，但在本身業界卻不太受認同，本欄談及的「薩克士風王子」Kenny G是一例，法國鋼琴家「浪漫王子」Richard Clayderman也許是另一例。
相信不少學習鋼琴的朋友，都對Clayderman記憶猶新，因為他的曲譜往往是一個關卡：先是通過其簡單編曲接觸到音樂的優美，但慢慢就不再滿足於千篇一律的風格，認為自己應有能力超越之，起碼筆者就有這樣的經歷。然而，畢竟在《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上， Clayderman保持着「全球最成功鋼琴家」的稱號。據其個人網站記載，截至2006年，他在全球已經賣出一億五千萬張唱片，其中267張專輯達金唱片銷量，70張達白金唱片，記錄十分誇張。
Clayderman能成為全球最多產鋼琴家，似乎有兩個法門。其一是將古典音樂重新編寫、簡化，並加入流行元素，亦不時為電影、廣告演奏配樂，讓鋼琴音樂在普羅大眾間更「入耳」（西方媒體通常以「easy to listen」來形容）。但這亦令他不被西方古典音樂界接納，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其二，每當Clayderman進軍海外市場，慣於將當地傳統歌曲、民謠重新編寫演繹，令他的專輯、表演更為當地人接受，「入耳」編曲亦成功將鋼琴音樂帶到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前者其實是文化研究關於高檔與普及文化的經典論爭，後者則甚具「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色彩。
2013年，Clayderman接受英國《每日郵報》（Mail Online）專訪，坦言已慣於古典音樂評論界對他的批評，指自己「令樂評人不安，因為他們往往無法將自己歸類到某個音樂類型」，因直指自己「並非古典鋼琴家，也不配這個稱號，但從來都享受自己的音樂風格」。
那「Clayderman音樂風格」又是什麼？似乎它象徵着古典音樂轉向現代流行音樂，而下放至普羅大眾的時代。早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中，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以批判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經典文化的影響見稱，而他年輕時擔任樂評，音樂社會學也是他的專項之一。阿多諾提出「文化工業」（CulturalIndustry）概念，其中指服膺於資本主義邏輯而誕生的大眾文化，純粹取決於市場需求，形成文化商品單一標準化；置於音樂範疇，流行音樂的標準化即不斷複製在市場上能夠大賣的旋律，樂迷只能「被動地聆聽」。相反，戰後英國興起的「伯明翰學派」當中，則不乏捍衞大眾文化的意見。牙買加裔英國學者霍爾（Stuart Hall）即有「加碼／解碼」（encoding / decoding）的概念，認為即使文化商品在生產過程中，被商人、媒體加入單一意義，例如消費主義（加碼過程），大眾接收文化時，並非全盤被動地接受，而懂得自行詮釋（解碼過程），形成大眾文化仍然有值得思考的意義，能引領社會進步。
按法蘭克福學派一類觀點，Clayderman的音樂風格，自然是將古典音樂化約為文化商品，透過向全球傾銷從中獲利的代表，無助大眾領略古典音樂的美學。相反，按伯明翰學派一類觀點，Clayderman的「入耳」音樂，反而更有效地讓大眾認識古典音樂。
雖然Clayderman在西方音樂界毀譽參半，但他在亞洲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甚具影響力。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那一代人之間，更堪稱家喻戶曉，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軍中國音樂市場的「外國勢力」。諷刺的是，Clayderman借文化大革命的終結，而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但他最為內地聽眾歡迎的歌曲，正是改編演繹1976年由付林作詞、王錫仁譜曲，悼念剛去世的毛澤東的「紅歌」《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自1992年Clayderman首次在中國表演至今，已舉行超過30次中國巡迴之旅，超過200場現場演出，遍及70個中國城市，賺到第一桶金至今，恐怕累積已是天文數字。
Clayderman在中國成功，其實特顯了中國文革後的文化生態。新馬克思主義提出「文化工業」，就是對歐洲戰後為西方文化帶來一面倒資本主義傾向的文化生態作出批判。中國文革後，流行文化得以迅速在大眾間普及，某程度正是拜「文化工業」、例如Clayderman所代表的「入耳」古典音樂所賜。不過西方對古典音樂有一定的基礎，足以就Clayderman一類古典音樂的流行變體作出討論和批評；相反，中國大眾經過文革杜絕外來文化的斷層，一下子接受的就是西方流行文化，以致如Clayderman一類音樂人流行十數年以後，仍然被奉若神明。正面點看，這反映各國文化融匯貫通的自然過程；負面點看，這是在中國龐大市場下人為扭曲的文化融合，並非音樂風格的自然拓展，終會被歷史淘汰。究竟Clayderman屬於哪種，大概也心裏有數了。
沈旭暉 梁振嶽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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