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牌是亞投行的祕密武器

國際社會對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反應踴躍，當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後，爭論轉到亞投行總部應落户哪裏。除了中國北京以外，近月一直傳出印尼、沙特阿拉伯和韓國均爭取亞投行於該國城市設立總部。雖然觀乎事態發展，亞投行總部如無意外還是將設在北京：籌建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3月在一發佈會上重申，亞投行總部將設於北京，且該決定是根據各方在2014年10月一致同意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似乎迴旋空間已不大。

香港依然有獨特優勢

雖然如此，基於香港是時候考慮自身在中國亞投行、“一帶一路”等部署下如何加強角色地位，我們也不妨想想：香港有資格成為亞投行總部嗎？退一步而言，亞投行能否設立數個“區域支部”，讓香港分享一個席位？

首先，亞投行總部或區域支部若設於香港，當能減低一些外交層面的政治爭議。3月27日，智庫《東盟投資參考》（Asean Confidential）研究主管寶寧（Gavin Bowring）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文，指北京並非亞投行總部的最佳選擇，因為會挑起國際對“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的恐懼。寶寧在文章中指，基於香港一貫的全球化城市定位，“亞投行總部設立在香港帶來的政治暗流會少得多”，並提到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當年選擇落户馬尼拉，就是要回避類似的政治敏感爭議。但與此同時，香港依然在中國境內，服務中國外交利益，相比設在印尼、韓國等外地城市，更能符合中國的戰略思維。

而且香港在體制、文化上，依然有一定獨特優勢。相比北京，以至內地其他城市，香港的金融和法治體制都較能與國際接軌，加上歷史上作為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擔當中國大陸與西方互通的門户。加上在人民幣仍處於漫長的國際化階段，與美元掛勾的港幣能在亞投行建立初期，較易獲得海外投資者信心。近年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以至港府執意要興建的機場第三跑道，不論其動機，客觀上都加強了接通珠三角與國際的硬件部署。而香港的一些軟件配套，例如營商環境，以至整體英語水平，亦較中國其他城市更能與國際接軌。

説到底，香港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結構相對穩定，即使去年爆發連串羣眾運動，還是獲國際投資者認可。例如港府剛在5月28日發售伊斯蘭債券，是繼去年9月首次發行後再度成功發行，認購金額達20億美元；去年發行的首批10億美元伊斯蘭債券，認購金額更高達47億美元。這正好作為一個新鮮的例證，説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讓香港足以擔當內地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所謂“超級聯繫人”。

在籌辦會議方面，香港的經驗也十分豐富，雖然不能與國家首都層面的北京相提並論，但比起任何其他城市都不會遜色。例如2005年，香港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頗獲外界好評，時任世貿總幹事蘇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盛讚香港會議安排為歷屆最佳，其場地、設施、酒店、飲食等配套，以至自由的新聞資訊流通，都予國際社會一定信心。在亞投行成立後，將經常有各級部長、銀行首長以至國際組織會議，香港若作為舉辦城市，將能充分展現配套優勢。

做“區域支部”利多於弊

內地早前亦有聲音指，亞投行一類金融機構即使落户中國，亦不應再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城市，而應遷往中西部，例如成都、西安，順勢帶動中西部經濟，開發更多能躋身國際大都會的中西部城市。其中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終點，也是“一帶一路”下新絲路起點，有認為在西安設立亞投行總部，能有效融合亞投行、“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等幾項中國大戰略。甚至也有意見指，即使亞投行總部落户中國以外，也不應設於東南亞，而應考慮在中亞國家，借亞投行重心西移，進一步連結歐洲資金。不過，短期內這卻可能延緩了亞投行起步階段的影響力，未必符合借亞投行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地位的原意。

總括而言，“香港牌”依然是中國在亞投行的祕密武器。即使總部不便搬來香港，讓其承擔一個“區域支部”角色，對中國大外交而言，依然利多於弊。

沈旭暉 大公國際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