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曾經談及中國前駐法大使、著名外交官吳建民不幸車禍離世，中國外交界紛表哀悼，包括曾與他就中國外交政策激辯的著名「鷹派」羅援少將。究竟中國「鷹派」在外交政策能扮演哪些角色，也必須和吳建民代表的「鴿派」一併閱讀。
羅援於一九六八年入伍，一九七八年調回北京軍事科學院，開始從事軍事理論研究，由於頻頻出鏡，言論率直，今天已儼然成為中國軍隊理論派旗幟，也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粉絲數目眾多，也是國際議題評論的收視保證。他對國際局勢、中國外交政策，自然與吳建民有顯著區別，在他一直以來的觀點，加上悼念吳建民的感懷《未了的爭論 未盡的啟迪和思念》，我們可概括二人分歧如下：
與吳建民的觀點區別顯著
——在國際關係「時代觀」方面，羅援認為「和平與發展」固然是時代前進的方向，但目前尚未成為事實，因此純粹強調和平、拒絕戰爭的觀點，實在是對目前所處時代的誤判；
——在國際局勢「威脅觀」方面，羅援始終堅持，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略和戰術威脅，都是切實存在的，美國政策尤其進取，自己以及眾多「鷹派」並未將之過分誇大，中國也不應採取「鴕鳥政策」，對威脅視而不見；
——在「戰爭觀」上，羅援主張對「正義戰爭Vs不義戰爭」、「侵略戰爭Vs反侵略戰爭」做出清晰區分，認為「正義的反侵略自衛戰爭」，是保障國家利益的必須手段，不能盲目「反戰」；
——在對「民族主義」上，羅援指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固然不錯，但同時需對「投降主義╱賣國主義」提高警惕，因此更需要積極倡導「愛國主義」。
基於上述理念，羅援本人儘管不乏理性，但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張，則顯得頗為強硬。例如他曾以第十一屆政協委員的身份，提出多項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建議，其中包括設立南海防空識別區、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在釣魚島設立領海基線等，這些都被國際媒體視為要更改國際權力格局的挑釁。在面對國內外媒體、專家時，羅援極力為中國軍費連年增長的趨勢辯護，稱之為捍衛國家利益、增強國防實力的必然、正當舉措，自然也成了西方眼中「中國威脅論」的佐證。在公眾發言和互聯網平台上，羅援反覆強調「憂患意識」的重要性，堅持「敢戰方能言和」的主張，而深受一群愛國網民支持，代價卻是被無限上綱，乃至被演繹成好戰分子了。
目前羅援的正式身份是「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表面上，其實只是民間代表。這個於二零一一年成立的NGO，本身是由一群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台海局勢研究的專家學者和社會人士組成，但因為負責人多具前官方背景，同時也有廣泛的媒體網絡和社會影響力，而得到中外重視，羅援即是其中代表人物。通過這一平台，羅援頻繁介入對中國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公共討論，在一度被中國自由派和「憤青」佔據的互聯網公共空間中，開拓、鞏固了一片「半官方」性質的「鷹派」地盤，羅援自己就是其中的話語權威。在這一組織形式下，羅援的種種發言表態雖不能算作完全「官方」，卻又不能否認與官方存在密切聯繫和互動。其運作背後的著眼點，則是將國家軍事外交政策與國內公共輿論進行接軌，並意圖對後者加以引導。
有中國特色的試水溫機制
事實上，上述模式正是中國近年大力發展的公共政策宣傳機制之一，可看作有中國特色的試水溫機制，不能純然用「官方Vs民間」的二分法看待。在這一模式中，除了羅援之外，另幾位受媒體廣泛關注的軍方背景人士包括退役空軍上校戴旭、海軍少將張召忠等，都在承擔類似角色。二零一三年，一名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博士生Andrew Chubb在美國智庫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發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研究這類「具有軍方背景的評論人士」，認為他們在公眾場合的發言表態背後，或多或少都得到中國軍方的授意，並非全然是個人身份可以承擔。文章內容本身並無新意，有趣的是，這反映不少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都希望從羅援一類人的觀點，窺測中國軍方的風向。不少在西方長期從事中國外交研究的學者都曾表示，上述具有軍方背景的「鷹派」人士在公共媒體上，享有極高話語權和影響力，甚至可能影響外界判斷中國戰略意圖，或對中國制定外交政策造成困擾。
但如此看重他們，其實是有點本末倒置的。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真正掌握中國軍方一線決策權的各軍區指揮官，幾乎從不在媒體發言，而且發言也必然代表中央，沒有多少彈性可言。而無論是羅援還是戴旭，他們實際上並無任何外交或軍事決策權，軍銜也不達那個標準，言論更像時事評論員，多於政策研究者。因此，軍方「鷹派」在中國公共輿論扮演的角色，恐怕更多是「對內」，尤其是增強國內民眾對中國軍事力量的信心、並提高軍隊在國民心目中的認受度，而不是對外，更不具有官方智囊的份量。
羅援自稱「鷹膽鴿魂」
正因為「鷹派」的作用在於引導輿情而非思辯國策、也不是要盲目捍衛立場，一旦輿情走向極端，不僅「鴿派」聲勢會容易恢復，連「鷹派」人士本身都會立即微調，以避免輿情失控。例如在今年七月第五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羅援就對台海局勢發表評論稱，「網絡民意不能代表政府觀點」，「和平統一是主流民意」，並批評「打打殺殺不能解決問題，對於一些過激言論應當予以限制」。這些相對「鴿派」的論述由羅援道出，在目前國內對台輿論民意沸騰的大環境下，就尤其值得玩味。無怪乎羅援自己也說，自己是「鷹膽鴿魂」，強調「理性愛國主義」，而不是平面的「鷹派」圖騰。
不必過份強調鷹鴿之爭
說到底，羅援也好，吳建民也罷，都是中國官方在兩個極端分別用以引導國內輿論的旗手，所以都獲得官方的肯定，這從吳建民的高規格喪禮（全體七名政治局常委都有贈送花圈，而他的級別不過是一位退休大使）可見一斑。「鷹派」、「鴿派」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前官方權威人士」言論，固然可以作為分析中國外交輿論導向的標誌，但其在政策制定過程的重要性，仍舊與外交決策環節相差甚遠；起碼和西方扮演同類角色的同人，暫時不能相提並論。過份強調中國「鷹鴿之爭」，未免見樹不見林，對那些過份渲染的「外交論爭」，有時候，根據中國國情，只能一笑置之。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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