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伊朗與6大國達成核協議，西方國家解除對伊朗實施多年的制裁，也逐步解禁其對外貿易。在制裁期間，伊朗面對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問題，令當地人生活困難。面對「伊斯蘭國」（IS）的興起，中東各國複雜的關係，及其衍生的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西方各國積極爭取伊朗穩住該區局勢。撤銷制裁後，伊朗可望重新與世界經濟接軌，藉此改善民生。其中他們如何開展與世界各國在不同範疇上合作，就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伊朗駐港總領事Mehdi Fakheri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他來港前是伊朗國際關係學院的副教授，歷任伊朗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的代表，以及伊朗駐外領事館的經濟官員，相信他定能為我們分析和展望伊朗和港伊雙邊關係發展。
受訪者：Mehdi Fakheri (伊朗駐港總領事)
訪問者：沈旭暉（Mehdi, M）
整理：李志鵬
S： 香港和伊朗的雙邊關係發展情況如何？
M： 過去10年，港伊雙邊關係不斷發展，雙方貿易額不斷上升。在2015年，貿易額就超過6億美元，其中由伊朗出口的佔3.8億美元，香港出口則佔2.2億美元。香港主要向伊朗出口電子、鐘錶和攝影器材，而伊朗就出口果仁、雞肉和罐頭製品。同時，香港是伊朗其中一個重要轉口港，伊朗有25%至30%的貨物經香港運中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良好物流、交通和金融服務制度，也有人才和企業處理相關問題，這有助伊朗打入國際市場，同時與中國建立三邊關係。香港亦積極加強在一帶一路發展的角色，雙方未來定有更多合作機會。
S： 近年，不少香港企業選擇到中東地區投資，伊朗如何吸引相關資金？
M： 今年伊朗和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也開始拓展與西方國家於各個範疇合作。中東地區有三個主要經濟體，分別是伊朗、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在長遠投資來看，這三個國家幅員遼闊，各有優勢，當中伊朗有7800萬人口，土耳其就有7500萬，沙地阿拉伯則有2900萬。各國可以合作投資基礎建設，當地的經濟和人口可以支撐基建發展及日後的使用量。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杜拜設有中心，研究在中東地區的投資方向，香港也可以探討與伊朗進一步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初到訪伊朗，並簽定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其中包括經濟和基建合作。我們希望香港可以增加在「一帶一路」當中的角色，發揮作為金融融資中心的功能，推動香港在伊朗投資，特別在能源、農業和資訊科技方面，這都是具潛力的產業。
港伊銀行業合作有潛力
S： 香港金融界積極推動伊斯蘭金融，這能否成為港伊兩地另一方面的合作？
M： 香港金融界曾經舉辦沙地阿拉伯考察團，研究當地的伊斯蘭金融制度。伊朗的銀行系統主要以伊斯蘭金融制度運作，當中着重公平、透明度和共同承擔盈虧，而禁止利息、投機和賭博。不少歐洲和亞洲銀行都在伊朗投資和拓展業務，當中南韓和新加坡的銀行最積極。銀行業是港伊極具合作潛力的產業之一，香港有良好金融體制和文化。同時，金融業合作有助落實雙方簽訂的協議，以及完善金融制度，令兩地企業更有保障。
S： 在香港推動政改時，不少人以港伊兩地政治體制作比較，你有何看法？
M： 我看到這些比較時也感到有趣，兩地政制的確有相同性質。伊朗每一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參選，其中國會選舉就有2萬人競逐300個議席，總統選舉更有超過1000名參選人。設立一個委員會篩選合資格的參選人，這未必百分百符合民主原則，但從歐美選舉制度觀察，就會知道參選人若沒有政黨加持，將難以在選舉中勝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問題，若容許1000人參選，除了耗用資源，也可能會導致社會分化，甚至影響社會和諧安寧。
過去10多年間，中東地區有很多人想脫離獨裁統治，建立民主社會，但同時令恐怖組織乘勢而起，藉着真主之名任意妄為。若我們沒有安定的生活和基本安全，那麼民主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
S： 美國總統選舉在即，而美伊兩國關係不穩，這會否令伊朗面對新一輪制裁？
M：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多次強調不會重新實施制裁，並鼓勵雙方企業加強合作，這些承諾值得信任。當然，新一任總統的取態可能影響其外交政策方向，但總統並不是改變國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他們仍要面對一系列的現實問題。若參考過去10至3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就會發現無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人當政，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其實並不大。同時，我們亦相信這是一個集體決定，除了美國，其他世界重要經濟體，包括中國、歐盟和俄羅斯也有份簽定合作協議，因此美國不會輕易改變其決定。
伊朗有其歷史和文化，同時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和平關係，過去200年間，伊朗沒有主動攻擊過周邊的國家，也推動建立穩定關係。歐美亦知道，若沒有伊朗參與，很難維持地區穩定。過往10年，伊朗積極和亞洲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關係，其中中國成為伊朗最大的經濟合作國家，而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也是伊朗的重要經濟夥伴。
S： 此前，與伊朗有合作關係的外國企業曾受到西方制裁，伊朗社會對此有何意見？
M： 香港有企業受到制裁，也有其他國家企業受到牽連。美國懲罰這些企業，其實並不符合國際法，而傳媒報道的手法亦影響國際社會對事件的態度，以美國和英國入侵伊拉克為例，在整場戰爭中，他們並沒有找到任何大殺傷力武器去證明他們的指控，過去10年，英美相繼承認戰爭是錯誤，並作出道歉。但他們強調軍事行動出於善意，可是這善意殺死了數十萬人，最終只是一個簡單的道歉。同類事件繼續發生，正針對什葉派或者真主黨，但國際社會並沒有權力限制他們，或作出懲罰。國際社會應積極回應事件，令他們受到制裁，因為這些行為令到不同國家的人民和經濟受到破壞。
S： 除了西方的勢力，IS也是中東地區最大憂患之一，為何該組織能迅速冒起？
M：這來自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治，這些國家的人民希望民主化，但國家的穩定因素逐漸消失，這些組織便乘勢而起。另外，IS也借助科技和經濟因素，該組織當初只有5000多人，但在阿拉伯之春後，迅速發展至接近1.5萬人。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招攬新成員，所管理的油田每天就有200萬美元收入，使他們成為最富有的恐怖組織之一。另外就是信仰，他們對《可蘭經》和伊斯蘭教義有着不同的理解，並以暴力手段爭取改變。國際社會有不少解決紛爭和仇恨的案例，其中德國和法國是二戰中的敵人，但他們在戰後60多年間可以和平共處，並有緊密的合作。因此，我們必須創造有利條件，讓彼此求同存異，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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