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凱廸：由阿富汗到菜園村

沒有想過，香港立法會的直選票王會是朱凱廸，相信他的朋友也沒有一人能預計。我不評論香港政治，但在我心中，這卻是全年十大國際新聞之一。
正如昨天文章談及，認識他時，他是《明報》國際版記者，而我認識的國際版同行，經常都有這樣的問題：在本土主義盛行下，我們做的東西是否很「離地」？除了當港聞的裝飾，還有什麼出路？

朱凱廸其實為大家爭了口氣。

第一次見他時，超過10年前了，和戰地記者張翠容在一起，那時候，我還沒有博士畢業。記憶中，我打趣說，要跟她到伊拉克，她笑說我太少爺，就介紹一個到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記者給我認識，那就是朱凱廸，於是有了接觸。他很強調，認識一個問題，必須親身體驗，基於這原因，就到了伊朗學習波斯文；而我的訓練一向相信，應該研發一堆框架，把不同原始資訊放在內，假如分析出錯，就應該修改框架設定。

坐言起行而低調

他真誠地相信，要認識一個地方，必須長年累月投放時間，成為當地一分子；而我儘管到過很多國家，卻習慣把一切行程、訪問排得滿滿，因為資訊只是為框架服務，而且要每個地方都了解，也不可能全都住上一年。所以，我們自然走上不同的路。

坦白說，我從小不喜歡學院左翼老師的悲天憫人，因為認識愈多，愈見虛偽，但朱凱廸改變了我這一偏見：沒有道德的空話，而是坐言起行，而且低調。

他從伊朗回來後，和一些左翼朋友辦了《獨立媒體》，開始搞天星、皇后碼頭保育；我因為玩影響因子的遊戲，並創辦了一些民間團體，在學界有了一點資歷。

忽然間，政府把我委任進古物諮詢委員會，也就忽然成了他的對立面。政府的目的，自然是用委員會爭取時間，不過委員會評級對文物是否遷拆，其實是不能一錘定音的。

了解箇中奧妙後，就明白不必站在保育人士對立面，也不必處於政府對立面，不過社運朋友們當時充滿陰謀論。於是，我有一晚找朱凱廸等人，說一些來龍去脈，也了解他們一些想法。現在自然不記得談過甚麼，只記得有兩個感覺：第一，他是把皇后碼頭當作伊朗來研究，而從他的文件明顯感到，他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是要搜集清拆碼頭背後官商勾結的線索，就像他在伊朗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拆解美國外交霸權。第二，他相當體貼，會擔心我是否會為社運朋友的網絡留言不快。從此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習慣了他的做事作風，再知道他又成了菜園村村民，調研劍指的由大財團官商勾結，變成鄉紳勢力的官商勾結，原來應該毫不意外。不過，最終還是要感到意外：沒有想過他可以一住七年，還要務農維生，而對那些勢力，居然動真格。坦白說，多少左翼朋友能做到，心裏有數。這是最在地的活動，而且是最地道的本土，但後來出現的本土派，很快就成了左翼的對立面。除了種種人事糾紛，主要是因為左翼認為捍衛本土利益，是為了挑戰資本主義的剝削（例如認為中港融合是一種惡質資本主義剝削），本土派則認為應以捍衛本土身份認同為優先。但朱凱迪是很難落入這二分法的：他雖然左翼出身，但不是爭朝夕曝光、叫空洞口號求選票那種；他動輒以年為單位的深耕細作，賦予了自己最真切的本土認同；他那強調人與人接觸的作風，甚至同化了村民和新移民的本土身份。我不是左翼中人，但這些東西說來很熟悉，因為課堂上，正是這樣介紹墨西哥查巴達運動的。本土派因為他的左翼思想，而把他一併打作對立面，大是不必。

近年很少見他，交往也不多，不外是我婚禮時他來拍個照，他競選時我小額捐款意思一下，該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知道他成為票王，我心想，這不是議席問題，而是一種範式轉移，政府和北京，應該沒有遇過這樣的對手，而根據正道，他們是不懂回應的。所以一則以喜，一則以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