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曾論述多個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殖民地案例，而現實中一個常被大家忽略、卻與香港、澳門頗為類似的案例，還有早年「被回歸」印度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果阿在葡萄牙殖民帝國的港口外交中地位非常突出，被併入印度後的發展也對香港有參考價值，值得我們留意。
葡萄牙作為比大英帝國更早的老牌殖民帝國，向東方擴張的經歷可追溯至15世紀。彼時葡國艦隊自歐洲南下至非洲好望角，在折向東經過阿拉伯人控制的印度洋北岸，終於在16世紀初年抵達印度，並驅逐了原先控制該區的阿拉伯勢力。1510年，葡萄牙殖民軍攻下印度西海岸的商貿中心果阿，並將殖民總督府遷移至此。從此，果阿就成為了葡萄牙東向殖民擴張的大本營。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與後來大英帝國佔領大面積海外殖民地、構建「日不落帝國」的做法不同，葡萄牙帝國的殖民擴張，是以貿易據點和航路為第一優先，因此，大洋沿岸港口的商貿權，就成為了葡萄牙人眼中最重要的利益所在。
儘管方法不同，葡萄牙在英國、荷蘭等海上霸權崛起前，也曾壟斷東亞。在16世紀，東南亞至印度次大陸一帶的香料貿易繁盛，葡萄牙人就從印度西岸向東南亞印尼群島一帶擴張殖民勢力，逐步佔領了東南亞各主要商貿中心島嶼，如帝汶島等。在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和歐洲之間的沿海港口航路建立后，葡萄牙殖民者展開了長達一世紀的殖民貿易，而果阿就是這一港口商貿體系的行政管理中心。
葡萄牙殖民帝國的印度總督即是果阿總督，負責全權代表葡萄牙帝國在東方殖民地的利益，其轄區極其龐大，包括莫桑比克海峽、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關鍵航路的周邊口岸和商貿據點，在行政編制上，上述地區的總督都需接受果阿總督領導。果阿同時有葡萄牙帝國在東方規模最大的艦船修理基地和武器庫，常年駐扎了葡國東方殖民艦隊的主力，與葡萄牙在霍爾木茲、馬六甲一帶的海軍相互協調，在整個印度洋海域巡邏。在16世紀後期，果阿還成為了天主教在東方的傳教基地。由此，葡國在東方由航路和港口交織而成商貿、軍事和傳教網絡，而果阿就是這一殖民網絡的中樞所在。
在這一過程中，果阿與同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逐漸建立了密切聯繫。從行政體系上看，果阿總督是澳門總督的上級，葡國在澳門的殖民官員任免、評估，都由果阿總督負責。但當時澳門早已成立半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即「澳門議事會」。澳門議事會成員由澳門當地葡國人選舉產生，名單呈報果阿總督、並請求後者予以批准。隨著澳門當地自治的政治文化不斷發展，在16世後期，果阿總督孟尼斯（Duarte de Menezes）逐步承認和賦予澳門議事會更大的自治權限，除了軍事防務之外的一切行政、商貿和司法權力，均下放至議事會自行決定。儘管如此，整個「果阿－澳門」樞紐，依然貫串澳葡時代的全球網絡思維。
澳門是葡國在東亞、尤其是中國內地和日本地區進行貿易的集散中心，而葡萄牙的商船隊在鼎盛時期，每年都從歐洲啟程，行至果阿，再取道馬六甲，進而北上澳門，進入中國、日本，最後再於澳門集中，向「果阿－歐洲」線路返程。這條線路串聯了印度的棉產品、東南亞一帶的香料、東亞的絲綢市場，其貿易換取的巨額金銀又得以運回歐洲本土，其中帝國盛世的支點，即是果阿與澳門。
雖然果阿在葡萄牙殖民帝國中地位顯赫，當地經濟水平也相當可觀，但葡萄牙殖民者對果阿本地社會的態度，卻是以「強制傳教」為代表，並不將本地社群文化和身份認同放在心上。這一自上而下的強制同化過程，雖然使得日後果阿與印度社會在身份認同產生了差異，但同時也讓果阿社會對葡萄牙殖民者反感，結果滋生了非印、非葡的本土主義。後來印度於1961年出兵，從葡萄牙手中強制收回果阿，不少果阿人並不對葡萄牙殖民政府有多少留戀，只是果阿文化深受葡萄牙影響這一事實不能改變而已。這與英治香港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英國殖民政府在管治香港期間，成功塑造了香港社群的「親英本地身份認同」，與中國大陸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都產生了鮮明區別，而與英國文化則有著自下而上的共鳴。也正因此，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後，香港社會的「戀英」情緒高漲，果阿本土主義則更希望得到自主權，多於對葡萄牙依戀。
不過無論是果阿還是香港，二者的「回歸」都是大國鬥爭、談判與妥協的結局，本地社群在回歸前後，都沒有對本地事務的發言權。果阿社會一直希望印度中央政府賦予當地自治權利，假如有「一國兩制」已很滿意，然而印度政府並不把這一要求放在心上；香港在上世紀後期獲得「一國兩制」，然而這一自治地位的法理基礎、實踐和未來發展，香港本地人都無權過問。兩地都在回歸之後，都面對本地文化與「祖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同時也面對經濟發展佈局變化、新移民湧入等等矛盾甚至衝突。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本地社會問題、政治動蕩，或可以「本土運動」概括，其背後，卻都是本地社群在大國陰影下的無奈。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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