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團訪問英國，受到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的高規格接待，兩國官方均表示是次會晤將開啟中英「黃金時代」。於是次會晤中，中英兩國簽署了巨額投資協議，其中包括「欣克利角核電站」投資項目，後者是中國首次於發達國家投資核電建設。彼時，卡梅倫驕傲地宣稱「英國將是中國走進歐洲的橋樑」，而習近平也罕見地表態稱，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的歐盟」。然而，今年6月英國公投結果出爐，「脫歐」成為事實，卡梅倫也於隨後辭去首相一職，由前內政大臣文翠珊接任。文翠珊在重組內閣的過程中，撤換了卡梅倫內閣中英關係掌舵人、前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同時宣佈重新審視「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導致其延遲一個多月才被批准。對於英國脫歐後的中英、中歐關係走向，筆者採訪了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訪問學者陸克（Philippe Le Corre）。陸克曾任職法國國防部，並任法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亞洲副研究員，對中歐關係有深入研究，其關於中國對歐投資的著作China’s Offensive in Europe英文版，今年也由布魯金斯出版社出版。本次採訪分為以下三個部分：「中英關係」，「中國﹣歐盟關係」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第一部分：中英關係
沈：在卡梅倫政府時期，英國似乎是中國在西方最積極的合作夥伴，在經貿往來和全球/區域治理上都對中國多有支持。你認為英國上述對華立場背後的考量因素是什麼？「脫歐」又會對英國的對華政策和利益產生什麼影響？
陸克：英國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國家。英國商界一度希望在對華經貿合作上與德國法國競爭；英國金融業一度希望吸引更多中資銀行和資本。卡梅倫和奧斯本二人是上屆英國對華政策制定核心，2014年來奧斯本主要負責對華外交工作。他們的對華政策其實很有機會主義成分，寄望英國加入 AIIB 後，能迎來新一輪中國投資熱。不過當英國脫歐之後，「一切都成往事」。當然英國不會退出 AIIB，但新任英國首相文翠珊與奧斯本的背景截然不同：在過去六年裡，她以內政大臣身份處理英國安全、警務、移民、法律等關鍵政策領域。與奧斯本相比，文翠珊對中國商界的接觸較少，在處理包括對外商貿在內的國際事務時，也必然會更為謹慎。在卡梅倫內閣時期，英國內部有一種聲音認為，英國對華政策過於積極、但並非總能收穫長期回報；目前倫敦將會採取更「常態化/平衡」的對華外交政策，與德、法等類似。
沈：你認為卡梅倫內閣時期開啟的中英「黃金時代」會在文翠珊內閣時期延續嗎？
陸克：「黃金時代」這一名字在去年受到了不少批評，尤其是中英兩國經歷了19、20世紀的種種波折之後，今日的「親密」關係其實頗為諷刺。英國希望吸引外來投資，不少人認為中國就是潛在的投資者。問題是，中國對英國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興趣有多大？我對此持懷疑態度。中國不可能價將注意力集中於一個國家，尤其是該國剛剛決定退出歐盟。中國需要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保持平衡，在歐洲德國是一個主導國家，法國、意大利、波蘭和西班牙等國也很重要，中國在上述國家都有大量投資。英國自然仍是歐洲一個較為重要的國家，但是它對歐盟不再有影響力，那麼中國也不可能將「一帶一路」等雄心勃勃的計劃全押注在英國。
沈：近期曾有報道指，文翠珊可能至遲至2019年「內閣做好準備時」才會啟動退歐程序。即便談判開啟，脫歐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確定」將會成為中英關係的「新常態」。你認為這一情形，將會對中英關係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陸克：目前英國社會尚處於「脫歐後遺症」階段，不少人稱自己在退歐問題上是「被誤導」了（儘管我不這麼認為）。文翠珊即將到訪中國，英國想必也會盡其所能維持中英關係平穩過渡；但是同時中國也會很務實，畢竟歐盟市場是一個擁有4.5億消費者的市場，它的價值比英國更重要。歐盟的商業環境對中國公司較為友好，這也正是為何眾多中國公司在歐盟內進行出口貿易或投資的原因。
第二部分：「中國﹣歐盟」關係
沈：近期，歐盟宣佈了「新的對華戰略」，原則上它再次強調了與中國進行進一步經貿合作的必要，但同時也指出中國在法治、人權方面存在缺陷。你認為，這一戰略「新」在何處？
陸克：我認為，這一戰略更清晰地顯示歐盟希望與中國創造「雙贏」局面，例如，這份戰略指出「歐盟希望與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關係都是互惠的，應當是中國雙贏概念的實踐」。於此同時，歐盟也希望中國能夠擔負在維護「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時能夠擔負起相應的責任。
沈：在相關文件中歐盟亦強調了其對華政策「凝聚力和有效性」的重要。你認為目前歐盟對華政策的狀況，是否反映出其凝聚力和有效性呢？
陸克：在這份文件中，歐盟強調了一個事實：在對華政策上她必須發出一個強大、清晰和統一的聲音。歐盟成員國可能與中國建立一對一的雙邊關係，或以團體形式與中國交往（如中東歐與中國合作的「16＋1」模式）；不過上述國家都應當與歐盟委員會、歐盟對外事務部、其它歐盟成員國等協調，以確保其合作中與歐盟相關的方面符合歐盟法律、規範，而合作整體結果對歐盟有益。在這一方面，歐盟著意避免有害於「中國﹣歐盟」關係的內部分裂。
沈：英國曾驕傲地視自己為中國與歐盟之間的橋樑。在脫歐之後，英國還能在「中國﹣歐盟」關係中維持這一戰略優勢地位嗎？如若不然，中國在與歐盟接觸時又會尋求哪一國的幫助呢？
陸克：我不認為英國能發揮「橋樑」作用。在歐盟內部，德國、法國處於主導地位，但其它國家同樣發展了它們各自與中國的關係。在我看來，中國與歐盟較為適宜的接觸方式是，在宏觀議題上與歐盟相關機構溝通，而同時與其它歐盟關鍵國家保持密切對話，尤其是在經貿合作領域。
沈：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正在歐盟內部受到激烈爭論，近月歐盟還在 WTO 對中國發起了新一輪訴訟。你認為歐盟上述舉措背後的考量是如何？中國媒體多指這是「歐盟保護主義抬頭」，是「不公平」，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來自中國的批評呢？
陸克：中歐兩邊恐怕都有貿易保護主義。對歐盟來說，中國市場顯然不如她自己聲稱的那樣開放，歐盟商務部對此也早有研究。歐洲各國政府對保障本國就業有著很深的顧慮，這其實很正常：畢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已經失去了數百萬的工業就業崗位；如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意味著上萬工作機會的消失，那麼歐盟自然會有所顧慮。這沒有什麼不公平的。
第三部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沈：在China’s Offensive in Europe一書中，你曾對中國2009年以來對歐洲投資進行了詳細描述，對比數十年前中國傳統投資模式，今天中國更著意在發達國家投資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發達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觀感如何呢？在投資過程中，中國的國際形象又是否得到改善？
陸克：今天中國對外投資引發的觀感其實較為複雜：不少政府視這些投資為有益的，但是不少歐洲民眾視其威脅了自己的工作崗位、有悖於歐盟勞動法律、甚至威脅了社會生活。畢竟，中國有著與歐洲不同的文化和商業環境，人們因此擔心中國的投資者會讓歐洲公司更加「中國化」。表面上看起來，中國的投資是一件好事，然而這是在中國公司僱傭歐洲人、將管理權下放至歐洲本地社會的前提下。目前看起來，事情並不是如此。
沈：當前我們正目睹著新一輪來自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時，中國意圖在全球擴張其影響力。你認為目前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會對中國的戰略有何影響？
陸克：確實，目前在歐洲存在這樣一種擔憂，即中國可能成為反全球化浪潮中的「替罪羊」。中歐雙方都應當努力避免這一情形發生。在中國方面，中國需要為歐洲公司進入中國消費市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在歐洲，中國公司在投資的同時需要僱傭更多歐洲本地人。目前，歐洲的中資公司僱傭本地人的數量相當有限。
沈：上世紀後期，我們曾目睹日本崛起，並在歐美大幅加大投資力度，不過之後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迎來「失落的十年」。你認為目前中國的經濟擴張，是否可持續、并切實改變全球力量分佈格局？
陸克：只要中國政治制度可以免於改革，那麼她的經濟擴張是可持續的；然而我個人認為中國最終需要進行長期的改革。「攻勢」（offensiveness） 並不是壞事，只要它不意味著「侵略」（aggressive）。基於前面提及的種種原因，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應當被謹慎對待。此外，中國的國際形象還被發生在中國國內的事件影響，例如對異見者的拘禁、治理缺乏透明、對 NGO 的管制、香港問題等等。在西方，上述事件並不能改善中國的形象，反而讓很多人對中國感到擔憂。相較於上世紀後期的日本，唯一可與中國比較的是在經濟領域，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未在政治和軍事上達至今日中國的國際地位。
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大公報，201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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