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官僚主義，我們往往會將之與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相聯繫，隨之而來的是繁瑣、低效等負面印象。其實，學術界的官僚主義不遑多讓，近年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僚制又稱科層制，由大師韋伯（Max Weber）提出，他身為近代公共行政學創始人，把科層制視為現代行政管理的有效組織模式，但在實踐中，官僚主義卻逐漸成為科層制在大眾眼中的代名詞，反映理論與實踐總是存在差距。
須有特定先決條件
根據韋伯的理論，官僚制度的誕生，具有特定先決條件：需要管理的事務和人數量上升、執行過程的複雜程度加劇、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理性主義的蔓延等，分別從供求兩方面催生官僚制度。在韋伯筆下，官僚制度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層級（hierarchy）是行政管理架構的核心，科層內有明確的上下級；第二，管理者在某一明確的業務範圍內，享有絕對權威（authority）；第三，管理者依據法律或其他成文規範行事；第四，管理者須經專業培訓、且不帶個人感情地執行工作；第五，科層內的晉升，須通過專業組織的評估。
官僚制的上述特點，可以讓行政事務在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得以高效執行，但帶來的弊端則是機制僵化、無視個人差異與創造力。本來，這都是必要之惡，但這些對於學術界而言，卻正是大忌。英國《衞報》曾對「學術官僚主義」進行專門報道，引用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ESA）調查數據指出，在2008至2009年度，高等教育機構內的行政管理人員數量，比2003至2004年度增加33%，而同期教學人員數量增幅僅為10%、學生數量增幅為9%。
在HESA調查中，「行政管理人員」指非教學的、從事財務、市場營銷、人力資源管理、質量評估等工作的專才，他們對高等教育的教學、研究內容本身並不一定了解（通常是毫不了解），卻負責與之相關的組織管理和評估，尤其是把現代公司管理的審計模式，引入教學研究評估體系。
結果，學術官僚化一律以數量指標為基準，例如「影響因子」是研究水平的指標，「學生評估」是教學水平的指標；此外，還有開會指數、基調發言指數、行政指數、服務指數、指數分析成效指數等；每個課程的存在價值，自然也有另一籃子指數。教研人員（從前的「教授」）發現，自己需要填報越來越多的表格，對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越來越頻繁的匯報，並被要求參加越來越多管理、而非學術性質的會議，最終令自己的教學研究時間大大減少。至於其他心理、生理副作用，已按下不表。
「學術官僚化」現象自然不只發生在英國，事實上歐美、香港、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近年都出現這一傾向，而且背後頗有文章。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專訪表示，官僚化背後的核心思想，其實是「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各種頻繁的表格填報、進度匯報，都讓「組織成員」（其實理論上是學長）疲於奔命，因而不再有時間精力思考、甚至反駁這種機制背後的不合理之處。具體到高等教育界，Graeber認為這反映大學權力的「範式轉移」：從原先的「平級自治」，轉變為「垂直負責」，各院系的一把手在院系內的權威提升，學校領導層和管理層的權威更得大量加強。一些行政人員對教學毫無熱情、也毫無知識，但正因如此，在忠實捍衛官僚機器的權威後，也會獲得長約，繼而反客為主，對學術員工毫不賣帳，就像一些學校被負責撥款、籌款的「家長教師會主席」綁架一般諷刺。學者要應付這官僚體制，要是還有能力兼顧體制外的遊戲，往往是天才；而天才，卻是不會甘心長期被這樣的官僚體制束綁的。
在這基礎上，Graeber進一步批評「學術官僚化」的根源，在於現代社會對高等教育機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數十年前，「大學」本來是「院系教授群體」的代名詞，一些管理概念一團糟的左翼學者（例如福柯）都可以當系主任；但今天，這一機構則被高度公司化，「專業」管理層以「經營」的方式，來維持學校下設各機構的運作，計算「投入／產出比」，強調投資價值最大化。此外，高等教育機構日益重視集資、地產開發建設等不與教學研究直接關聯的活動，這些需求，都讓校方更傾向採取官僚化的管理模式。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也為大學官僚化提供了技術支持：各類報表、時間管理軟件和匯報系統，都從商業公司遷移至校園。
Graeber在訪談中最令人思考的，還有以下筆者深表認同的觀察：基本上，所有大學教授都認為上述官僚化的管理機制浪費時間精力，完全無聊，「讓我們越來越花時間評估研究，而不是做研究」。然而，我們鮮有聽聞來自大學內部對學術官僚化的高調反抗。Graeber相信，這背後也有來自教研人員的原因：首先，對於晉升的追求，是讓不少教研人員服從官僚化管理的關鍵；其次，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調查，不少教授居然認為：「填表被視作從辛苦的研究中短暫解脫的方式」。這是因為官僚主義和量化評價雖然無聊，但從機制上，畢竟讓人有一種「公開透明、公平可靠」的「印象」，背後即是「理性主義」對管理實踐的深刻影響。真正的學術研究，往往意味著極端的不確定性、高風險和高挫折感，這時候，「學術官僚化」，就適時扮演了變相解壓的角色，只要當事人精於「學術官僚化」的遊戲規則，起碼可以獲得確定的工作「滿足感」。
因此，從宏觀結構層面看，「學術官僚化」必須放在社會商業化、理性化的背景，這趨勢短時間內無疑難以逆轉。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教授也承認，「行政管理」作為大學運行的一個環節，在今天確實不可或缺，否則大學內部運作混亂，同樣不利於教學研究。University of Derby教育學教授Dennis Hayes就建議，應該提高行政管理隊伍中的教學人員比例，至少在「行政管理」這門學科，行政人員可提供第一手經驗，也算間接發揮了官僚化的價值。Graeber則是積極的行動派，建議教授和學生進行跨校聯動，發出「去官僚化」的聲音。本地也有不少同僚提出，應該把大學員工分類（例如「高級講師」就毋需受制於影響因子遊戲），創造不同種類的階梯，這樣也勉強能提供多元化的工作環境，讓不同類型的學者各取所需。不過，變革是緩慢的，尤其是在今日大學的大笨象體系，真正的改變，恐怕只會出現在大學被淘汰的一刻。而隨著現代科技、社交媒體、人類變革的出現，這一刻，會否在有生之年出現？難說。
小詞典：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
專門負責檢查英國高等教育機構教育水準的組織，成立於1997年，對英國高校教學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一套「評估準則」，並以外部評審方式，對大學質量進行評估，與審計行業極其相似。自從這一機構成立以來，需要填報的表格有增無減，風氣更蔓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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