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日關係緊張，歷史問題再次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宣傳的重點。雖然昔日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已不再是當下爭議，卻對日本戰後右翼勢力的發展、包括今天安倍晉三的基本外交方針關係至巨。關於這背景，有一齣電影《日落真相》（The Emperor）很值得推薦，雖然這類電影一如既往沒有在香港公映。
電影講述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入主駐日盟軍司令部後，接到最高指令，限十天內調查日皇裕仁在日本發動戰爭、到決定無條件投降中所參與的角色，以定斷是否將他列入戰犯名單。麥克阿瑟派遣電影主角：精通日語、曾有日本情人的一星准將費勒斯（Bonner Fellers）為特使，訪問東條英機、近衞文麿等戰時日本政客，又走訪日本民間，去「調研」這個大題目。然而費勒斯的報告其實沒有那麼重要，麥帥本人對問題的答案根本沒有興趣，因為他早就認定審判天皇對美國在冷戰的利益弊多於利，而結論今天也是眾所週知：天皇逃過審判，但發表「人間宣言」，從此失去實權和神格化地位。有關天皇責任的研究極多，這裏不再重覆，只希望探討由電影反映的幾個現實問題。
中日戰爭開戰責任不值一提？
首先，關於天皇的「責任」辯論，基本集中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戰爭、特別是偷襲珍珠港的決定，而對1931年就開始的第二次中日戰爭極少著墨。而在現實歷史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是如此處理。於是，在1937-39、1940-41年間兩度在任日本首相的近衞文麿，在電影就有相當有趣的出場。近衞雖然主導全面襲華，但在日本應否進攻俄國東岸、南下佔領東南亞一帶的歐洲殖民地、偷襲珍珠港、進攻太平洋等，都持反對態度，因此被投閒置散；取代他的主戰派東條英機，則視近衛為政敵。他在日本戰敗投降後，重返政壇核心，據日本外務省在1969年編篡的《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近衞在二戰後期曾向天皇上奏，主張「研究儘早結束戰爭的方法與途徑」，同時提到戰敗既成事實，當前最大隱患是「因戰敗而引起的共產主義革命」。大概基於這些原因，近衛在電影的形象十分正面，氣宇軒昻，和中國歷史教科書常見的形象大不相同。
在正史，近衛最後還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入甲級戰犯嫌犯名單，原因是中國等施壓，結果他在被捕前，在家中服毒自殺。當時就有不少日本人認為，日本是戰敗給美國、而不是中國，假如近衛路線獲勝，日本其實能保存侵華戰爭的成果，而避免於西方列強作戰，所以對他也淪為戰犯感到不值。大概《日落真相》的西方觀眾，也可能不無認同，這正是東西方至今對日本二戰責任有不同觀感的關鍵之一。
美日同盟究竟有多牢固？
電影另一個結局，自然是天皇成了麥克阿瑟重要盟友，美日自始結成同盟。今天看來，彷彿麥克阿瑟的判斷很正確，日本人真的會因為天皇被審，而重新拿起武器和盟軍打個玉石俱焚。但其實這點也是大可商榷的：電影顯示日本戰敗後，軍民還是相當尊敬日皇，但當時其實有不少報告透露，民間已出現反君主制聲音，因為他們都是在戰後，才知道日本國力和西方列強差距那麼懸殊，才發現自己一直被蒙蔽。而且，麥克阿瑟主張不審判天皇的兩大理由：以免日人玉石俱焚、和為免蘇聯漁人得利，本來就是有點矛盾的。戰後在接近蘇聯的北海道一帶，確實興起過共產主義，前提正是對皇室的不滿，但假如類似思潮有可能隨著戰敗而成為主流，日人又怎會為了天皇而重拾武器？
換句話說，其實今天的結局，並非必然出現。這裡衍生了一個有趣觀察：美國當年和日本結盟，也是留了一手，並沒有像麥克阿瑟想像那樣推心置腹。根據美國和日本在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那與北約不同，雖然規定對日有防衞義務，但一般僅在提供資金、原料、維修等援助，沒有保證任何國家一旦對日本宣戰，就等同對美國宣戰之類的條款／此所以一旦中日因為釣魚台開戰（哪怕美方近年說明釣魚台「適用」在條約內），美軍是否必然出動，還在兩可之間。這背後的精神，和不審天皇一樣，都是完完全全的現實主義，沒有多少道義、也沒有多少道理可言。
激進軍人企圖暗殺天皇？
日本投降前夕，發生了「宮城事件」，在《日落真相》中也有提及，重要性卻被誇大，彷彿成了天皇不應被審的關鍵。日本戰敗後，陸軍省確有少壯派軍官主張抵抗到底，並要發動政變，甚至一度佔據皇居宮城，唯最終被防衞關東地區的東部軍成功鎮壓。然而政變根本不成氣候，也不存在成功的可能；電影引述天皇近臣說，天皇本人也差點遭殃，更是難以置信。然而有了這段插曲，天皇就得到「溫和派」的形象；他戰時種種被披露的最高指示，也都被按下不表。
這種跨大激進主義、從而引導中間民意的策略，其實在日本屢見不鮮。例如在2012年，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政府正着手購入釣魚台／尖閣諸島，引發新一輪中日東海主權爭議。日本國內都知道他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處於極右光譜，所以政府的後續行為：由政府購買以免石原胡攪，就得到民意廣泛支持。但假如沒有石原，而由政府主動行事，日本民眾還會否就範，就有變數，因此中方認定一切是日本極右和右翼的陰謀。二戰後，假如沒有少壯派，日皇避過審訊的說服力，同樣大打折扣。
天皇逃責與日本右翼萬年體系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中的「戰犯」形象都不太差，就是東條英機，也顯得「深明大義」，為了保護天皇，而願意自我犧牲，包攬一切責任。電影沒有說的是後續發展：這些著名戰犯爭著承認責任，不但保護了天皇，也保護了其他右翼政客。不少在二戰期間參與政府的右翼份子，隱居數年、或審訊數年後，又成為日本政壇要角，後人至今還壟斷國家，例如安倍晉三的外公岸信介就曾任太平洋戰爭期間的閣員，被列為甲級嫌疑戰犯、但未被起訴，戰後還成了首相。假如日皇被審，今天日本右翼勢力的據點，肯定大不相同。此所以麥克阿瑟那主觀、帶點任性的決定，不但影響了天皇的命數，也影響了整個日本。電影鋪陳的，只是根據已發展歷史的重構，假如拍一個平行時空版，講述華府堅持審判天皇，相信同樣能自圓其說，歷史就是這樣被使用的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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