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古典音樂反映品味和階級認同，流行音樂則更多結合各地日常生活的旋律、節奏和語言，往往是一個地方本土意識的迴響，而這種影響力，和音樂人的主觀意願是不一定掛鉤的。像香港在70年代以前，外來的國語、英文歌主導流行音樂市場，象徵着中華和西方文化的拉扯，直至許冠傑的粵語歌曲、羅文的《獅子山下》和一系列電視劇集主題曲在民間流行，才折射出香港人擺脫從中國大陸逃難南來的身份，開始以港為家的本土意識，但這是否他們的原意，則殊難斷言。這就像1960年代，美國黑人開始爭取社會地位和權利，其時「騷靈音樂教父」James Brown被指走向建制、乃至被激進黑人批評，但他的音樂依然成為確立黑人肯定自我身份的流行文化基礎。
James Brown的一生，是美國黑人向上流動的典型一生，近年被拍成電影，很值得一看。他嘗試一種以每個節音第一拍為重拍的節奏，將美國黑人傳統騷靈爵士樂、節奏藍調結合，加上獨特的舞步和演唱風格，開創了音樂類型Funk，成為60、70年代美國黑人音樂的標記人物，被視為一代宗師。其後的重金屬音樂、流行搖滾等，在節奏編曲上，多少都繼承了Funk的元素，而在2006年James Brown逝世後的追思會，「流行音樂天王」米高•積遜指James Brown是其「啟蒙老師」，自己5、6歲時在電視上看到James Brown的演出，立志要以音樂為終生事業。James Brown以及Funk的一些經典樂曲，今天依然是學打鼓時必學、必練的教材。
James Brown的音樂成就雖然毋庸質疑，但他的政治取態，卻經常讓人覺得矛盾。一方面，他成名後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在1966年，黑人民權領袖James Meredith遭白人槍擊入院，James Brown隨即加入黑人群體的示威遊行，又組織「馬拉松式」義唱，自此成為黑人民權運動在流行文化界的象徵人物。
不過，1968年開始，James Brown公開簽名支持民主黨的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競選總統，開始受到黑人黨派、群體的質疑，認為他為親近白人權貴而出賣黑人利益，黑豹黨當時就將James Brown的「Soul Brother No. 1」美譽，改為「Sold Brother No. 1」。加上當漢弗萊敗予共和黨尼克遜（Richard Nixon）後，James Brown卻在尼克遜的就職舞會上獻唱，此後在1972年總統選舉繼續為尼克遜站台，這些舉動，更惹人質疑他是在攀附政治權勢。無論支持漢弗萊還是尼克遜，都導致James Brown在黑人群體中成為批評對象；那些年James Brown在美國的大小演唱會，總有黑人團體到場示威或發起杯葛。尼克遜在大選挑戰漢弗萊時，拉攏反嘻皮士的保守主義選民的支持，矢呼維護美國傳統價值，原屬反叛象徵的James Brown繼續表態撐尼克遜，也輸掉了從前的基進民權形象，被認定是保守主義者，更被稱為「尼克遜的小丑」。
其實宏觀而言，James Brown倒向尼克遜陣營，也是可以理解的。尼克遜競選總統時，針對民主黨因越戰而民望處於低谷，發表了停戰政綱，而James Brown一直反對越戰，可算志同道合。此外，兩人都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在提升黑人地位問題上，均認為刻苦耐勞是黑人往上流動的最務實途徑。這大概跟James Brown兒時家境貧苦，曾以擦鞋賺錢幫補家計，後憑努力和才華在音樂事實發迹，成功攀上上流社會有關。James Brown後來的一首《I Don’t Want Nobody to Give Me Nothing》，體現着堅信黑人靠個人奮鬥、提升社會地位的「個人主義」。某程度上，James Brown傾向於一種白人、黑人各自分割的社會，但接受白人主導國家的現實；他認同黑人應建立一個孤立、自給自足的社區和體制，相信只有黑人能夠理解自身群體所需，白人根本無法與黑人溝通。
儘管James Brown的政治取態一度惹起黑人群體非議，但他的音樂後來依然被認為是黑人民權運動的流行文化標記，更重要的是，塑造了黑人的正面身份認同。須知1960-1970年代，正是美國黑人地位提升的轉折期，在此之前，政治上，美國雖早在1870年修改憲法第15條，賦予黑人投票權，但各州政府（尤其南部州份）一直設置一些黑人無法滿足的選民登記「門檻」，包括滿足財產、繳稅，甚至通過某些文化考試等等。經濟上，黑人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一半左右，1965年，43%黑人家庭活於貧窮線以下。經歷多場黑人民權運動，黑人爭取地位提升取得連串里程碑，包括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美國境內的種族隔離措施、《投票權法案》取消前述的選民登記前提條件，讓黑人真正享有投票權。在這過程中，無論James Brown的政治取向如何，他的音樂亦從流行文化的面向，將黑人膚色從以往被白人醜化，扭轉成為黑人群體能自我肯定的象徵。他如《Say It Loud – I’m Black and I’m Proud》一曲，將黑色膚色重塑為黑人的驕傲，從身份認同上，成為了黑人敢於爭取與白人平權的心理基礎。
James Brown在黑人群體的地位，最能顯現於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後。行刺事件引發美國全國示威，尤以黑人最為激烈，演變成大小抗議甚至暴動。James Brown隨即在情況最為失控的波士頓舉行演唱會，並作全市電視播放，又多度發表講話，呼籲公眾勿以暴力行動回應馬丁路德金遇害一事，強調不應以暴力紀念一位深信和平的人，果然成功令黑人群體冷靜下來。波士頓演唱取得成功後，James Brown甚至在時任總統約翰遜的要求下，走訪其他示威城市巡唱，化解了不少民憤和動蕩危機。那時候，他已超越了激進和保守的標籤，成了憑音樂整合美國黑人的靈魂，這種軟實力的效果，豈是任何一個政客、一個政策足以落實？面對大環境難以改變之時，音樂、文化往往能產生驚人力量，最後水滴石穿，才發現力量的源頭。這些故事，或能給此刻彷徨的香港新一代一些啓示。
沈旭暉 Breakazine! 突破書誌 2015年3月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