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諾貝爾和平獎揭曉，爆冷由突尼西亞民間組織「全國對話機制」奪得，相信評委希望樹立一個「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樣板，因為其他案例像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幾乎一律悲劇收場，淪為人間煉獄。當我們回顧突尼西亞的民主化過程，「全國對話機制」代表的「突尼西亞經驗」的確值得研究。早在三年前，民主化研究巨擘、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Alfred Stepan ，就曾撰文論述突尼西亞民主化的經驗，重溫其論點，更能體會諾貝爾獎的深意。
討論「突尼西亞模式」前，首要釐清的是，怎樣的民主化才算「成功」？Stepan 和另一位民主化專家、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Juan Linz 基於對世界各國民主化案例的研究，是這範疇的權威作品，內裏提出了四個基本要求：
第一，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社會對「民選政府」產生的過程有足夠共識；
第二，「民選政府」意味該政府的成立，來自一個自由且廣泛的選舉結果；
第三，這「民選政府」擁有切實的制定與實施政策的權威性；
第四，民主化後的政體中，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不與軍隊或宗教領袖共享。
突尼西亞的民主化相對成功，正因它沒有像其它阿拉伯國家一樣，在轉型期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甚至內戰，而是建立了一個為社會認可、具有執政權威性的民選過渡政府。雖然筆者在突尼西亞訪談期間，也經歷過滿街坦克的「緊張」局勢，但深感當地人基本上熱愛穩定，抗拒激進主義。Stepan 認為，突尼西亞民主化之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有二：社會各方力量均遵守了「兩個寬容」原則，而且突尼西亞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
「兩個寬容」
所謂「兩個寬容」的「第一個寬容」，指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對於國家世俗化政體的寬容，亦即認可世俗的、民選的代表和官員，作為立法者與執法者的權威，令國家立法與行政機構的權威性，不再來源於宗教信仰或「神的教誨」。「第二個寬容」則指世俗化國家對於公民的宗教信仰的尊重，讓他們得以在公民社會中自由表達自己的信仰；宗教組織亦有權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甚至組建民主政府。在本．阿里的威權主義政府被「茉莉花革命」推翻後，穆斯林政黨Ennahda成為民選的「選舉代表大會」的第一大黨，其前任黨書記更被大會委任為過渡政府的總理。然而 Ennahda 的權力亦受到限制，需要與世俗性政黨組建聯合過渡政府，讓正式政府在新憲法框架下重新選舉產生，哪怕明知道世俗的反對黨派聯盟有很大機會勝出。
突尼西亞能落實「兩個寬容」，據Stepan理解，則是因為當地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發展較為成熟。「公民社會」這一概念我們自不陌生，在「茉莉花革命」中，正是一般民眾藉助Twitter、Facebook等現代通訊技術，配合現有民間團體，發起強大而富創造力的公民抵抗運動，推翻了威權政府。而在隨後的民主構建過程中，一個成熟的「政治社會」尤為重要，那是將公民社會中湧現的不同利益與訴求進行集中、協調并納入政治體制的載體，牽涉到不同政黨、組織與個人的博弈，最終目的是構建一個能反映並平衡不同利益訴求的政治規則。
在突尼西亞，溫和穆斯林政黨與世俗政黨的領袖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民主且有效的政治社會，在重構「宗教－國家－社會」關係的過程中，宗教領袖和世俗黨派均意識到和平轉型的必要性，在短時間內就「兩個寬容」達成共識，各派勢力在民主談判中達成妥協。「全國對話機制」正是這樣一個成熟的政治社會參與者：構成此機制的四個無黨派團體充分發揮了民主談判的作用，促使穆斯林政黨與世俗政黨、政府與反對派在協商中找到共識，從而避免了衝突。
埃及悲劇何以避免？
突尼西亞走上與埃及、利比亞等截然不同的路，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突尼西亞軍隊歷史上一直維持著有限且專業的構成，對「文官統治」理念較為認可；反觀埃及，軍隊不僅龐大，且有干政傳統。地緣政治與國際干預，亦同樣影響了民主化進程：突尼西亞並非石油出產國，亦沒有扼守交通要道，地緣戰略意義較小，受到的外間干預也小，不像利比亞、敘利亞等資源大國，和埃及這樣地緣戰略意義顯著的國家，往往成為區外力量博弈、乃至代理人戰爭的場所，轉型期難免一波三折。最後，運氣與時機也產生了不可或缺的影響：埃及的動盪，為突尼西亞主導憲法制定過程的穆斯林政黨提供了前車之鑑，最終他們汲取了埃及的教訓，接受了「兩個寬容」。若兩國經歷順序轉換，後續發展或未可知。
正如Stepan 所述，突尼西亞民主化經驗，可為當下的民主化理論帶來新視角。西方社會一度認為，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化難以成功，是由於穆斯林勢力控制政府，只有將穆斯林信仰與政治體制剝離、通過強制由上至下的世俗化改革，像百年前土耳其「凱末爾主義」那樣，才能實現民主，而且還是有缺憾的民主（像土耳其軍隊就幾乎每十年發動一次政變，再還政於民，是為「土耳其模式」）。
但突尼西亞的經驗表明，由下至上的民主改革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比激進的世俗化改革，更能維持民主穩定性的方式。民主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各方能否踐行寬容的原則，堅持通過對話達成共識，此所謂「national consensus」，必須通過朝野大和解，而不是狹義一人一票的變相「多數人的暴政」產生。當無論哪個派系哪種信仰，都能在溝通下妥協，最終邁出和平民主化的第一步，這正是突尼西亞「全國對話機制」對世界的意義。
對於這一點，我們或有別樣感觸：去年的雨傘運動，無疑展現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強大，但「政治社會」則未能接軌，朝野又沒有「大和解」的基調，原來十分寬容的政治環境，反而撕裂為敵我矛盾的濫觴。有報導指突尼西亞人權聯盟主席、「全國對話機制」領導者之一本．穆薩表示，願意前往香港推廣本國經驗，在採訪中他反覆強調的，仍是「對話」和「讓步」。當然，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外國勢力」，象徵意義大於一切，但對當下二元對立主導的香港，「突尼西亞模式」的成功，確實值得反思。
小詞典：阿拉伯之春
2010年末開始，針對推翻掌權多年獨裁者的民主化運動蔓延在北非、中東的阿拉伯世界，自突尼西亞革命開始，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威權政府相繼被推翻，敘利亞、巴林等國政府也受到不同程度衝擊。然而，除了突尼西亞成功組建過渡政府，並開始實現相對平穩的民主化外，其他革命後的國家均陷入危機、分裂和內戰，甚至導致極端勢力伊斯蘭國（ ISIS） 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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