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社會的本土議題在社交網站每每能引起迴響，網民都會熱烈點讚、討論和分享。似乎香港人已漸漸建立起一份對香港的認同和歸屬感，這股浪潮本應能大大推動香港本土文化的發展，然而，網絡世界的情況和現實世界卻存在落差。以電影業為例，近期的港產電影，特別是本土情懷電影的票房表現難以和荷里活電影相媲美。香港本土電影業似乎還須努力經營，暫時仍未受到本土文化潮流的眷顧。
而論及香港近年最火熱的本土電影，《狂舞派》可算是其中之一。電影由劇本、拍攝，以至後期製作，都是香港人班底，同時亦起用新晉演員領銜演出。電影的監製陳心遙和導演黃修平今年再次合作拍攝《哪一天我們會飛》，他們由拍攝主打夢想的《狂舞派》到以擁抱過去和重新出發為題的《哪一天我們會飛》，這大概亦是香港電影業的寫照。而陳心遙監製會為我們分析港產片的發展和契機。
S： 你加入電影圈時，電影業頗為慘淡，為何仍願意加入？
C： 我原是半個娛樂圈人，於電台和唱片公司工作。修平是我多年前的同學，我們由心希望嘗試拍攝新類型的電影，所以我們開始創作和拍攝。電影工作是我一直以來最喜歡的，我是個喜歡思考的人，而創作思考的空間就是無限大。當然實際操作必須跟隨規範，例如演員和工作人員的薪金。我喜歡看推理電影，對我而言，娛樂不一定是情色、暴力、CG、拳來腳往，我希望帶領觀眾一起思考。
S： 過去10年，合拍成為香港電影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拍攝港產片對業界仍有吸引力嗎？
C： 今年香港電影市場反映，合拍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內地新晉導演和明星逐漸興起，以今年為例，內地的大片，即票房達幾億甚至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當中幾乎沒有香港元素，由編劇、導演以至演員，完全由內地班底拍攝，內地的電影已可以獨立運作。合拍片是其中一個途徑，讓香港導演可以有較多的財政預算去拍攝電影，但這已不是必然的途徑。以港產中、小型電影為例，這些電影在內地的發行規模不及大型電影，因此，它們在香港和內地的票房相差無幾，於是，大家開始意識到香港的票房也很重要。中、小型電影開始爭奪香港市場，之後再進軍內地，而專注香港市場也是不錯的方向。當然，兩地市場可同時兼顧，但這絕不容易，我仍在摸索中。
S： 將港產片推銷到鄰近地區，藉此增加收入和影響力，這能否成為其中一條出路？
C： 以《狂舞派》為例子，當時電影有安排到台灣上映，但成績平平，台灣的華語片市場並沒有如我們想像中那麼好，當然大家會看到台灣每年有幾套大片，如《那些年》和《海角七號》等，但台灣電影業的經營也很困難。2014年台灣有一百多部電影製作，以台灣的人口比例計算，這製作數量的確很多，但當中只有16部的票房超過1200萬元新台幣，即折合300萬港元左右，這反映台灣華語電影業只是由數部大片支撐，其他仍在艱辛經營。他們和香港都面對同樣的困難，同樣考慮是否應和內地電影商合作。現時，香港只有功夫片和鬼片仍有外埠市場，其他題材的電影難以賣到外地。以我的經驗，香港市場才是港產片的主要收入，其次是內地市場，然後是星電視台和網上頻道的版權收入。
S： 近年，鄰近地區都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他們有何成功之道？
C： 電影是需要政府和業界彼此共同努力，以南韓為例，南韓的情況和台灣有點相似，他們經歷過電影最慘淡的時期，特別是97年金融風暴前。當時南韓電影只佔本土市場的兩成，其餘被香港電影和荷里活片壟斷。南韓電影人剃頭遊行抗議，表達電影已死。他們擔心南韓加入世貿後，外國電影湧入，因此要求減少外國電影的配額。金大中當選總統後，積極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當時，官民有個協議，政府要求南韓電影的市佔率須在兩年內由兩成增加到四成，再商討電影配額的問題，結果南韓電影人達到了要求。加上，當時南韓經濟蕭條，政府更要向IMF借錢，南韓電影人就利用這個成本低廉的契機發展娛樂事業，他們設立電影學院，將人才送到外國深造。所以政府政策配合能全力推動娛樂事業的發展。
S： 香港電影業在過去數十年的成功因素是什麼？
C： 當然，香港有自身的電影軌跡，國共內戰後是香港電影業的其中一個轉捩點，資金和人才不斷從內地湧入。當時香港既有粵語電影，又有國語電影，而國語片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直至李小龍和許冠文時期，粵語片才開始抬頭。香港不斷利用外來資金和人才，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資金也進入香港，相反台灣當時每年只有十數套電影製作，這也造就了香港電影在九十年代初的巔峰。香港電影業一直是開放型生態，只要有錢和人才，便能在香港找到機會，這就是香港的成功之道。
電影人之痛：等埋口碑
S： 社交網絡上凡牽涉到本土議題的帖子都會得到很多點讚，但當電影涉及本土情懷時，香港人卻不願意付出幾十元入場觀看。你如何理解這個落差呢？
C： 這在香港是很正常的情況，很多人都是「口軟荷包硬」。很多人想看一套值得看的電影，而看荷里活電影和看港產片是兩個思維，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受眾。我以宣傳為例子，荷里活和港產電影在香港的宣傳是兩套不同的手法，荷里活大片有一個好看的保證，他們由劇本創作開始，到導演拍攝，一切都在監製控制範圍內，再經過無數的篩選和剪接才推出，保證賞心悅目。因此，發行商只要在各個媒體大事宣傳電影上畫的消息，已能保證入場人數。但港產片絕不能依樣葫蘆，而是需要等待。香港人不太相信大眾媒體的推介，但會相信朋友分享的意見。衝動入場的只是一小撮人，大部分人則觀望他人的反應才會入場。以《狂舞派》為例，電影上畫後第五個星期，入場人數才開始上升，並成為單日票房冠軍，而正常應是上畫後的第一個星期。當中原因是觀眾對電影的口碑影響那時才顯現，可是，口碑是需要時間累積的，但現實往往在未有足夠口碑時，電影已因入場人數不足而被院商減場次。但這亦無可厚非，因為影院的租金實在很貴，而觀眾觀看的機會少了，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S： 南韓電影業和政府有共識去自救，這案例能應用在香港嗎？
C： 我認為以金錢支持，用配額制，或是觀眾偏袒香港電影等都不足夠，亦不是香港資本主義的生存模式，這應由觀眾自行選擇。其實，這應由環境和硬件手，電影製作中涉及很多工序和很多人的努力，例如畫面調色，5.1環迴立體聲，配樂中又有不同的樂手，要經多人的努力才達到理想的層次和效果。可是，對一般觀眾而言，這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大部分觀眾只留意劇情，不在意製作的細節。然而，電影欣賞是流行文化教育的一部分，這也正正是香港所缺乏的。披頭四的歌曲在外國可以登堂入室，成為課堂的一部分，香港也應重視這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是電影政策的問題，九十年代中前期，電影院是屬於社區設施，所以每個社區都有電影院；可是，之後電影院成為商業設施，它們的存在也由市場決定。現時香港的戲院座位量只有97年的一半，但香港人口數目卻增加了100萬。當然，有人會指現時娛樂比以往更豐富，但反觀內地的電影院數目卻有增無減。另外，年輕人用自己的攝影機和電腦以一個粗疏的方法製作一套電影，一嘗電影夢，但這些獨立製作卻沒有放映空間。其實這比用錢直接投資更有效，培養年輕人和基層氛圍也是重要的。香港電影在六十年代須在電影中加入中、英文字幕，這卻成為香港電影出口的契機，所以我們不要輕視細微的一步。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