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倖存

提起巴黎，遊客都對這個城市的浪漫氣息沉醉不已，卻不一定知道它多次幾乎歸於寂滅，甚麼也不剩。

自18世紀以來，巴黎反覆經歷多場革命和戰爭，一些原有的地標建築遭受破壞之餘，卻也重新建起富法國情懷的城市景觀。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大量一些象徵封建制度的教堂、國皇銅像被推翻，而且也有連串「去帝國化」的措施，例如將「路易十五廣場」改名為「協和廣場」，好些古墳更被開棺剖屍，教人想起中國的文革。不過拿破崙上台後，對巴黎進行了擴建，巴黎凱旋門和羅浮宮南北翼就於那個時候修建，城市的品味有增無減。

1859年，拿破崙三世委任巴黎警察局長奧斯曼男爵負責巴黎城市改造，這一翻改造，首要考慮自然不以浪漫、藝術等理念出發，也沒有什麼保育概念，基本上完全出於維穩需要。巴黎的環城路、自舊城區向各方伸展的筆直林蔭大道，基本建於這個時期，目的是避免革命一旦發生，革命份子能像在橫街窄巷中輕易設置路障，以及方便軍隊行動。奧斯曼男爵也將巴黎的運河地下化，減少軍方瞭望塔的死角，令革命份子無法以運河作為戰壕。他同時拆掉不少歷史建築、文物，改建大量新古典主義廣場、公園、火車站等等。當時對舊城區的破壞，引發持續至今的歷史、保育爭議。只是一般遊客看來，那批新古共建築似乎也美倫美奐，對於再之前的建築遺產哪些保留哪些失卻了，也沒有再深究。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巴黎公社失守之際，採取了焚城戰略，是巴黎建築歷史的另一場酷劫。但這之後，巴黎先後於1889和1900年兩度舉辦世界博覽會，前者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週年，後者幾乎同期舉行奧運會，當時已有主辦國際盛事趁機重新規劃、擴建城市的概念，艾菲爾鐵塔、巴黎地鐵系統等就修建於那個時期。巴黎當時除了奠定全球旅遊觀光中心的地位，二戰時德國文化評論家、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以「十九世紀之都」來形容當時的巴黎。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閃電戰聲勢驚人，瞬間就纖滅法國精銳部隊，首都巴黎面對玉石俱焚的危機。法國政府被震懾之餘，決定不再戰而集體投降。史家朱利安‧傑克遜（Julian Jackson）在《法國淪陷：1940納粹入侵》指出，法軍經歷比利時、敦刻爾克兩場戰役後，已寡不敵眾，根本受不住巴黎，而為了保護公民和巴黎歷史悠久的建築，情願及早投降，以作瓦全。這就像國共內戰後期，留守北平的傅作義率全軍向共軍投降，以保全北平人民和文化古蹟，殊不知古城牆還是盡被拆毀。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到了德國臨近戰敗時，巴黎又再次面對毀滅危機。據阿克塞爾羅德（Alan Axelrod）和金士頓（Jack A. Kingston）在《二戰百科全書》記述，巴黎得以保留至今，全因當時的德國指揮官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Choltitz）一念之仁。1944年，這位指揮官收到希特拉的最後通牒，要求他「不惜一切」守衛巴黎，防止盟軍入侵；希特拉進一步指示，若然他預測德軍臨近戰敗，必須將巴黎大肆破壞。指揮官在巴黎久了，也喜歡上這個城市，不忍心去破壞數百年的歐洲文化核心。其實希特拉甚至下令要破壞德國城市、焚毀名畫，以「懲罰」作戰不力的國人，讓他們重拾勇武風氣，幸好部下大都陽奉陰違，反映一般人到了關鍵時刻，畢竟還是理性的。

巴黎大難不死，戰後的法國政府倍加珍惜，刻意令巴黎保存數百年前的文化風味至今。例如《建築物及巴黎建築法例》（第七條）就是用作以巴黎歷史建築保護條例，其目的是「保護能代表巴黎文化遺產的標誌性建築，維持和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從而刺激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和社會平穩地發展」。根據條例，巴黎市議會可「設立具歷史或文化意義的地區，可以保護有標誌性的建築」，而且規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改變任何地方為歷史地區，或歷史地區內的財產權，或部分歷史地域外部的結構，包括建造、維護和擴展。」這樣的法律，其實執行時的經濟成本相當高，因為古老建築物要維修、現代化，都比興建新建築物更不划算。但法國人以巴黎為傲，依然願意為之。

沈旭暉 梁振嶽 The Good Life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