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衝突頻仍，涉及大量宗教死結，而穆斯林心中的聖城其實有3座，除了麥加、麥地那，還有耶路撒冷。根據《可蘭經》，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飛升並接受「天啟」，成為先知。不少人都明白何以耶路撒冷對三教同樣重要，卻忽略耶路撒冷本身也被認為是猶太人近代悲劇的成因之一。這段複雜的歷史公案，依然縈繞今日以色列。
近代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宗教領袖，一度有一個官方職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穆夫提」在伊斯蘭教有「宗教學者」之意，他們是伊斯蘭領導者，精通伊斯蘭教法，並有權頒布伊斯蘭教令，因此也有政治影響力。在耶路撒冷，雖然伊斯蘭宗教領袖自穆罕默德以降一直存在，但「大穆夫提」這職位的誕生，卻只是源自近代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殖民統治。1918年，英國駐耶路撒冷軍政府長官斯托爾斯（Ronald Storrs）設立「大穆夫提」一職，把穆斯林宗教領袖納入殖民政府管制體系，以協助鞏固殖民政府在當地的管治，想不到卻後患無窮。
與希特拉有共同敵人
隨着巴勒斯坦治權頻繁轉移，英國、 約旦、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均曾先後任命不同領袖擔任「大穆夫提」，其中最具爭議的一任，當屬二戰前後的穆夫提侯賽尼（Amin al-Husseini）。侯賽尼望族出身，是立場強硬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強烈反對英法等歐洲殖民者對阿拉伯地區的殖民統治；而猶太復國主義日漸擴張，讓他認為外來者「壓榨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當時適逢德意志民族主義高潮，侯賽尼與希特拉本無交集，卻有共同敵人：英國人、法國人、猶太人，還有相似信念，就是自己民族的「生存空間」危在旦夕，必須驅逐侵略者。「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侯賽尼逐漸向軸心國靠攏。
1941年，侯賽尼抵達意大利，與墨索里尼政府官員會談，提出只要軸心國尊重阿拉伯主權和領土完整，將全力支持軸心國抗擊英國，並聯手驅逐阿拉伯地區的猶太勢力。隨後，侯賽尼草擬了《納粹德國—阿拉伯合作宣言》，交予納粹德國當局，意在表達納粹對阿拉伯爭取解放的同情與支持，強調兩者共同對抗英國、蘇聯和猶太勢力的決心。當年12月，侯賽尼抵達柏林，與希特拉會晤，成為他與納粹結盟的鐵證。
侯賽尼在當時的環境爭取一切可行的國際援助，自可理解，正如印度、印尼、菲律賓的獨立影響也有與日軍合作，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關鍵是他不僅持有強烈反猶立場，還被後人指推動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015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一次演說中指出，二戰中希特拉本意只是「驅逐」猶太人，正是侯賽尼說服希特拉「把猶太人屠殺殆盡」，因此，侯賽尼才是猶太人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侯賽尼本人也在回憶錄表達「亟須永久解決猶太復國主義的威脅」，並於1943年堅持反對軸心國「把猶太人驅逐至巴勒斯坦地區」的計劃，似乎佐證了今日以色列的批評。
這樣的指控相當驚人，自然引起另一派歷史學家反駁。根據美國歷史學家David Kaiser對二戰前後檔案的研究，和對1941年侯賽尼與希特勒會晤的記錄分析，認為指責完全站不住腳，因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政策起初確實是「驅逐」，但在1938年後，小規模屠殺已經展開，這些與侯塞尼完全無關。而在會面中，侯塞尼並未提出「屠殺猶太人」，只是反復強調希望軸心國支持阿拉伯反對英法殖民統治，希特勒當時反而拒絕了這一提議，因為他不願過早捲入與英國的直接對抗。希特勒對侯塞尼答覆稱，一旦納粹擊敗蘇聯，自然會轉而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勸侯塞尼「一步步來」，所以整個傳聞，依然是無頭公案。但近年以色列右翼領導人不斷宣傳這段往事，把巴勒斯坦從「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對本國國民而言，宣傳效用無疑十分成功，但很多歷史仇恨，卻又被從新挑動起來了。
小詞典：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
又稱「錫安主義」，具體表達為認同、支持猶太人在以色列地區建立自己的國家。猶太復國主義源自對19世紀天主教反猶主義的回應，在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大屠殺後，運動發展至高潮，最終成功令以色列獨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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