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中國前駐法國大使、資深外交官吳建民在武漢遭遇車禍，不幸離世，引起外交界極大震撼，筆者所屬的通訊群組，就有海量評論。吳建民是中國當代外交界最著名的「鴿派」代表，不少國外觀察分析人士認為他是中國當代「最理性」的外交家。事故發生後，各方紛紛哀悼，其中不乏吳建民生前與之長期辯論的「鷹派」中人，當然也有種種陰謀論傳出，不過都是捕風捉影而不足信。反而是「吳建民現象」本身，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吳建民早期曾為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擔任法語翻譯，1971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的第一批代表，並先後擔任中國駐比利時、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大使，專業範疇是一名「歐洲通」。他並沒有像基辛格那類外交官或學者，提出自己著作等身的理論，不少發言都是出於個人經驗的分享，圍繞提綱挈領的大題目、而缺乏微觀數字和建言，但我們也可歸納出「吳建民外交思想」的四大支點：
一、 吳建民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國際發展的主流，戰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包括在面對主權問題時，都屬於不明智的選擇。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從中美「權力轉移衝突論」到南海問題，吳建民始終堅持「合作共贏」，貫徹鄧小平時代的「共同開發」原則，而否定戰爭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這觀點是他被眾人視作「鴿派」的主要原因。
二、 對當代中國的發展戰略，吳建民始終強調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不認同任何鎖國行為。他認為中國在近代一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缺乏對外界了解，因而落後於人而不自知；而在毛澤東時期，因為毛個人國際視野有限，對「對外開放」之於中國的重要性未有深刻認識，才讓中國經歷了種種人禍。作為親歷者，他喜見上述狀況在鄧小平時代得到顯著改善，「改革開放」讓中國逐步融入世界，而中國近年崛起，正得益於與世界接軌，而不是相反。因此無論中國與其他國家出現甚麼政治問題，他都主張維持其他層面的密切交往，這被左派批評為「為美國操控的全球化時代背書」。
三、 吳建民認為，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提出的「韜光養晦」大戰略，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儘管今天中國領導已不再談「韜光養晦」。具體而言，吳建民反對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冒進主義」，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中國無意與美國爭霸」，並引述前總理溫家寶的話說「韜光養晦至少要管一百年」。這態度被很多鷹派視為「軟弱」，更有激進者抨擊吳建民為「漢奸」。其實嚴格而言，「韜光養晦」總有一個盡頭，吳建民不過不認為在可見將來，中國具備爭霸的能力，而不是根本否定有朝一日「需要」爭霸，因此並非自由主義者。不過對民族主義者而言，這已是「長他人志氣」的雜音。
四、 吳建民對民族主義非常警惕，意識到近年中國和全世界範圍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抬頭，近年對此頻頻發聲，指出「民粹主義會導致從政者被民族主義綁架，喪失理性」，而這一情況一旦成為事實就極危險。吳建民認為，「民粹主義的本質是反對改革，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反對開放」，這一觀察，正是吳建民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主題。然而客觀事實是，中共需要民族主義的圖騰，來得到民眾授權、確立管治的合法性，特別在信仰真空、經濟增長日漸放緩的今天，民族主義只會越演越烈，因此吳建民在體制內的地位，也只會越來越被邊緣化。
吳建民與其他外交部官員一個顯著的差異在於，他不僅在任時堅持上述四點理念，卸任後比從前更積極發聲，不斷通過「次軌道外交」（或雙軌外交）踐行上述主張。2003年，他卸任後出任外交學院院長，親自開設「交流學」等課程，希望把上述理念升格為一門學科。他是第十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席，曾任國際展覽局主席，而後者是統籌世界博覽會的跨國組織，總部位於法國，吳建民成為了這一機構首位來自中國的主席，別具象徵意義。
最令廣大網民難忘的是，退休後的吳建民以敢於介入公共辯論著稱，成了中國外交界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份子，用今天的網絡術語，也是一位「KOL」。吳建民不僅勤於著述、長期奔波各地演說，更不介意在公共媒體平台上與「鷹派」學者、評論員唇槍舌戰，而這是網民最愛討論的茶餘飯後話題。2014年，吳建民與解放軍少將、著名「鷹派」代表羅援在鳳凰衛視就「中國外交形勢及戰略」激烈辯論，將「鷹鴿之爭」推向高潮；今年4月初，吳建民在演講中批評《環球時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誤判世界形勢、不利於中國外交，隨後《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以「媒體鷹派」自居，在互聯網上反駁吳建民的觀點，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吳建民遇上致命車禍，與他馬不停蹄四出演講、工作至深夜的作風，連司機也勞累不堪，似乎有直接關係。
事實上，吳建民也好、羅援也好，都遠離中國外交決策階層，都不具備直接的政策影響力。然而他們的官方聯繫，也讓中國官方得以利用這兩極測試空氣，傳遞不同訊息，以便自己作出政策評估。因此，中國外交的「鷹鴿」兩派，其實是互為表裏的存在，都是負責在不同形勢需要時予以平衡。無論是羅援、胡錫進，還是其他曾在各種場合公批駁吳建民觀點的鷹派大老，紛紛表示為失去一位「諍友」而惋惜，並稱與吳建民「君子和而不同」，反對媒體藉機炒作。從中除了可以看出吳建民生前的儒雅和風度，也反映了兩派其實沒有真正的利益要捍衛，頂多只是爭奪讀者而已。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江雨就對吳建民的思想遺產作出精闢總結，指出吳建民對中國當代外交的意義，正是在於「制衡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吳建民去世後，要找另一位有份量的外交官、又願意走這條路線的，恐怕並不容易。一些中國外交界的朋友認為，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傅瑩日後退休後，根據其內部談話顯示出來的氣質和視野，有潛力「接班」，也有別的退休大使傾向以「鴿派」形象出席不同論壇。但吳建民特別之處在於，他其實很懂得網絡時代的遊戲規則，知道怎樣引起注視，而這是長期在官場打滾的人很難領略的。沒有了吳建民的平衡，短期內，中國外交界的鷹派聲音難免一面倒，而假如吳建民還在生，勸國民不要對南海爭議反應過激的責任，自然也落在他身上。可惜此刻我們已聽不見特別有全國公信力的聲音，來承擔這角色。假如有一日，因為怕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而令所有「鴿派」評論員都靠邊站，中國的未來，就真正值得憂慮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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