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少年Amos Yee被判刑，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大案。身旁的新加坡朋友和香港朋友，對此卻有截然不同的觀點。這種差異，背後反映了甚麼，值得深思。
在認識的新加坡朋友當中，雖然也有個別同情Amos Yee、覺得政府無理的，但主流意見，包括好些來自反對派陣營的，都認為這少年「咎由自取」。例如一位常製作短片諷刺政府的朋友，認為此人在李光耀病逝期間刻意挑戰法律，既違法、也違情，假如不獲教訓，社會秩序將蕩然無存。也有同齡研究國際問題的當地友人，相信罵李光耀不會出問題，問題是少年觸及宗教，觸犯「傷害他人宗教感情和種族感情罪」，才令政府出師有名。而保證新加坡族群融和、防止極端宗教主義出現，一直是新加坡各階層擁護的國策，所以縱然政府反應有點不近人情，但也是「必要之惡」。
身份不同 思維有別
同期有另一宗異見人士誹謗案，李顯龍親自作供，不少新加坡精英認為政府縱然反應有點過敏，但假如當事人真的能舉證總理「貪污」，整個政府也要倒台。因此，這不是單純因為反政府出事，而確實是法律問題。相反在香港，包括好些平日十分保守的建制精英談起這些案件，都異口同聲說這「反映新加坡比香港更威權，更不容許自由」，（口中）對Amos Yee的遭遇大表同情。
這代表甚麼？首先，香港沒有類似的宗教法律，難以代入當地人對宗教、族群可撕裂國家的憂慮。新加坡人則經常得到鄰國被恐怖襲擊的消息，本國也曾出現穆斯林疑似襲擊案，對保護多元文化的法律，有更切身的尊重。但這只是表面的一層。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習慣立刻代入行政思維，去思考這類問題。甚麼是行政思維？我們平日處理大大小小的行政工作，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要確保每個決定都有規矩可依，不能令自己的決定成為先例。於是，即使覺得政府判刑過重的人，也會立刻想到要是不判罰，其他人都公然挑動宗教議題，新加坡立國之道就被瞬間破壞。正如想到誹謗案，就會立刻jump to the conclusion，相信假如政府不回應，無異於默認，會立刻出現認受性危機。
但香港人遇到這類問題，通常思考方法是去判斷相關法規是否過份僵化；假如認為答案是「過份僵化」，要麼思考怎樣繞過它，要麼思考怎樣建議修正。當然也有例外：年前香港曾有醫院負責人目睹病人在門前心臟病發，而要對方先打999、有官方安排才能送院，就是官僚主義的極致。這風格自然也有流弊，容易被濫用，不贅。
不同思維的背後，除了涉及政府的作風，也和兩地身份不同有關。新加坡人比香港人更怕不穩定、不可測性，因為自己畢竟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好處自然是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壞處卻是遇上危難時，不一定能被救。好些新加坡人確實羨慕香港，相信到了危急關頭，中國不會坐視不管。而不少香港人近年變得激進，心底裏其實明白幾乎甚麼也改變不了，既然反正甚麼也改變不了，倒不如勇敢地清晰表達自己，起碼有尊嚴。
以上觀察不免以偏概全，毫無科學性可言，但對選擇在哪裏生活的朋友來說，卻是切身問題，姑且權當一家之言吧。
小詞典：維持宗教和諧法（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Act）
新加坡於1990年通過、1992年實施，授權內政部監控其認為傷害宗教感情、種族感情的人，以保護新加坡作為多民族、多元國家的立國精神。Amos Yee將李光耀和耶穌相提並論，被指有意圖傷害基督徒感情。此法由內政部舉證，一些宗教團體聲明「感情沒有受損」，並不能根本影響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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